曹林

　　一位政治學者說過，能否對公共利益作出明晰的界定，是考驗一個社會政治與法律發展程度的關鍵因素，因為政府與社會差不多所有交往都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定位———很遺憾，被民間寄予厚望的《物權法》草案在公共利益的界定問題上又繞過去了。

　　據報道，進入五審程序的《物權法》草案對“公共利益”未作具體界定，對此，近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康生解釋說，法律委員會經反復研究認為，在不同領域內，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況相當復雜。物權法作為民事法律，不宜也難以對各種公共利益作出統一規定。所以，法律委員會建議物權法對“公共利益”不作具體界定，而由有關單行法律作規定為宜。

　　真不知道缺了“公益界定”的

物權法還有多大的私有財產保護意義，“促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立法初衷如何實現？可以說，在中國法律語境中，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對一部物權法的完整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沒有公益界定的物權法就好像一個缺鈣的人，缺乏堅硬骨架的支撐，遲早會跛足而行。

　　一個人在物權層次上一般與三種對象發生關系：另一個人、集體、國家，所謂“群已界分”正是此意。一個公民與另一個公民的物權或財產糾紛，雖然目前我國的私法體系尚末能完全清晰地界分，但基本的定紛止爭還是能解決的———對一個公民私有財產權最大的威脅常常不是來自另一個公民，而是來自集體和國家，來自以集體和國家名義的公權侵占。這種侵占所以能發生，正在于公法對私法、公權對私權、公益對私益的擠壓———根本又在于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像一塊橡皮泥可以任公權依著自己的意志進行揉捏，比如，征地本來是用于社會公共利益的，結果地方政府拿來辦什么開發區、進行舊城改造、商品房開發、蓋工廠

寫字樓等。

　　既然對公民私有財產權最大的威脅來自集體和國家，那么“旨在構建完善的私有財產保護法律制度”的物權法如果不清晰地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在“群已界分”上扎好私產的籬笆，以嚴格的公益界定馴服公權力，這種“防公民不防政府”的物權法還有什么意義？

　　確實，在不同領域內，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況相當復雜，但再不同、再復雜也是有著共性的，那就是“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直接享受的利益”，這方面民法權威梁慧星教授有著專門研究，他說，民法上所謂“社會公共利益”，就是指全體社會成員都可直接享受的利益。機場、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公共

圖書館、災害防治、國防、科學及文化教育事業、環境保護等，均屬于社會公共利益。而經濟開發區、科技園區、舊城改造、商品房開發統統不是社會公共利益。有人說，經濟開發區搞起來了，對經濟發展有好處。確實有好處，但這個好處是間接的，企業交的稅多了，可以用于改善城市環境增加社會福利，但屬于間接利益不是直接利益———如果就“公共利益即全體社會成員都可直接享受的利益”進行全民投票，我想全民會認同這種界定的。

　　此次物權法草案五審一個亮點是確認了“公產私產平等保護”———可如果不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平等保護根本是一句空話，因為很容易以公益的名義把一個人的私產充公。從公法到私法，從憲法到物權法，始終回避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到底是技術原因，還是公權力為自身侵占公民私產留后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