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了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縮水”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國家工商總局的另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底，全國內資企業實有350戶，比上年凈減少30.1萬戶，下降7.9%。(8月21日《人民日報》)

　　短短6年時間，810萬個體戶消弭于無形，如此銳減實在驚人，聯系到“國內私企平均壽命只有2.9歲”的報道，這一消息發出危險警號。誰榨干了個體戶的“油水”？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嚴苛的政府規制、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由此可見，這種消亡不能歸結為單純的市場沉浮，它有著深層次的體制性原因。其實，個體戶的消亡，對市民社會的構建也將產生消極影響。

　　眾所周知，發達的市民社會，是以個人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為基礎，以獨立的個體(公民)為主體，它推崇法治、反對濫權等等。按照學者鄧正來的說法，我國的市民社會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民社會日益發育，突出的表現之一即是個體戶飛速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貢獻占GDP的比重已超過1/3，按照官方說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當下，如果放任個體戶消亡，不僅損害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而且加劇就業難，造成新的失業大軍，從而對培育市民社會百害無一利。可以說，個體戶的蓬勃發展，最顯見的意義是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就業崗位。深層次意義則是，產權的多元化必將促使社會的多元化，個體戶越發展越有利于市民社會的發育，隨之個人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越松弛。同時，個體戶的茁壯成長需要健全的法治環境，而不是權力之手肆意擴張，這恰恰契合了市民社會的要求。

　　曾有學者指出，逐漸強大的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作為一股新生的力量將逐漸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態。而且隨著財產權的初步落實，公民個人的權利意識和參政意識，納稅人意識的增強必然導致真正的代議和責任政府。應該說這種論斷是樂觀的，但也是令人向往的。社會越健全，博弈主體就會越多元，博弈主體的多元既是社會健康運行的必需，也會使社會生態保持均衡的狀態，不致于走向單極化。此外，公民私產的入憲，個體戶的納稅人意識，必將催生和帶動公民意識的發育。

　　遺憾的是，環顧現實，個體戶的遭遇實在糟糕。比如，登記審批制度之繁瑣令人咋舌，創辦公司的手續在加拿大只耗時2天，而我國內地則多達111天；“1/3的稅，2/3的費”，創業“油水”幾被榨干；“每個管理部門都是爺”，都得畢恭畢敬地孝敬；當碰到融資等經營困境時，管理部門卻不管死活了……所有這一切，既背離真正市場經濟的內涵，也極大地傷害了市民社會的發育。

　　美國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說：“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要想擺脫洋蔥頭形的社會結構，建立穩固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就必須發展壯大中產階層。而個體戶的發展壯大，顯然對發展壯大中產階層大有裨益。當下，個體戶卻迅速嬗減，這令人擔憂。《南方都市報》曾刊文指出，如果中小企業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創業精神遭到扼殺，大型企業的動力也將逐步消失，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人數與實現資源的有效匹配等社會目標也將隨風而去。如果不控制個體戶嬗遞的態勢，談何中產階層，又談何市民社會？

　　數字顯示，在我國的新富階層中，個體戶和自營職業者只占不到6%，這是一個低得讓人憂心的數字。顯然，個體戶當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面對日漸消亡的個體戶，需要反思的顯然不僅是個體戶本身。(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