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鋒

　　近日，有兩篇報道很是耐人尋味。一是，8月18日，建設部、監察部、國土資源部三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自通知下發之日起，一律停止審批黨政機關集資合作建房項目。二是，8月20日，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出版了《2006年北京市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與企業人工成本狀況》，今年新參加工作的大學生月工資綜合指導價位為高位數5727元，中位數1872元，低位數1145元。(新京報)

　　停止黨政機關集資建房目的在于是想通過行政手段“集資房”對房地產市場正常發展帶來的不良影響；公布大學生月工資指導價是為了保障新參加工作大學生的最低收入。不容置疑，管理部門的初衷是好的，但就怕好心做了壞事?

　　一直以來，

房地產的成本與利潤對消費者而言，消費者只能捕捉到些模糊的信息，而叫停黨政機關集資建房，將使這些信息缺少必要的參照而變得更加模糊，將令本就混亂的房地產市場更加混亂。制止集資建房雖有利于抑制部分單位職工“非法獲利”，但又會促成開發商獨占市場的局面，給本就“逆風飛揚”的

房價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間。另據有關統計數字顯示，北京新建商品住房銷售價格上漲已呈加速之勢：一季度漲幅為7.6%；二季度漲幅為9.5%，7月份達到11.1%。房地產企業在確定產品價格上是享有絕對主動權的，即便國家三令五申也無濟于事。從國家有關部門連下數道“金牌”企圖調遏制房價，而全國房價依舊一路飆升的情勢來看，政策調控并非治本之策，關鍵在于如何完善制度，引導房地產市場走向正規，才是最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2005年北京市有關大學生就業指導價統計結果顯示，去年新參加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工資綜合指導價位分別為：高位數5743元，中位數1800元，低位數1090元。與今年相比，去年的中位數和低位數都稍低，但高位數卻比今年高出16元。用人單位在錄用新人，尤其是錄用新畢業大學生，薪酬多是企業說了算，加之壓力和競爭等外界因素，新畢業大學生已然喪失了對薪酬討價還價的“自信”。俯拾即是的大學生最低月薪低至千元甚至八百的新聞既是明證。此時出臺的“就業指導價”對每況愈下的大學生就業報酬而言更像是一種諷刺。

　　房價漲，調控房產政策頻發，房價越控制越漲；就業難，教育改革不斷深入，就業愈難薪酬愈低；

礦難頻，預防整治措施不斷，礦難依舊頻發不止……諸如此類的民工工資、瓜農進城、三農建設、城市公交等問題，只要是民生關注的，怎地就越發管理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呢？

　　究其原因，方式方法不對路只是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政策治標不治本。為什么果農進城賣桃的事一經總理過問就迎刃而解呢？其本質的區別在于：總理未批評前，“瓜農不許進城”是“城市禁令”，而總理批評后，“瓜農不許進城”是違規的“城市禁令”。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不在“禁令"制訂者和執法者，而是制定的制度是否合理并被有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