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木鑾

　　2006年8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了《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2006)》。報告指出，2005年西部經濟增速超過12%，但居民收入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在繼續擴大。2005年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東部地區的比例，在城鎮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在農村則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2006年8月14日第一財經日報)

　　其實，之前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報告顯示，增長最快的省份只有三個屬于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和四川，而另外七個大多來自于東部地區。因此，究其實，西部的發展速度也不快。就是在這種不快的基礎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卻拉大了。

　　與此同時，西部的環境問題非常突出：一是城市和工業集中地區污染相當嚴重，萬元產值排污量大大高于東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二是土地退化加劇，西部水土流失面積占全國的80%以上；三是水生態平衡失調，江河斷流、湖泊萎縮、地下水位下降；四是林草植被覆蓋率總體不高，質量和功能下降。國家環保總局的生態狀況調查表明，僅西部9個省區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已占到當地GDP的13%，等于甘肅和青海一年GDP的總和。

　　居民可收入增長緩慢，身邊的環境惡化，于是筆者不僅要問，2000年開始的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效在哪里？

　　筆者曾在蘭州完成大學本科教育，深知工礦型城市給當地居民帶來的快樂與憂傷。就舉甘肅省來說，金昌市是一座以開采冶煉鎳銅等有色金屬為主的資源型工礦城市，鎳礦總儲量居世界同類礦床第三位；白銀市曾創造了銅產量、產值、利稅連續18年全國同行業第一的輝煌業績；蘭州是知名的

化工城；嘉峪關是鋼城。畢業多年，當地的同學經常抱怨工資不見長，環境卻日趨惡化。這與上述的數據是吻合的。

　　為何守著這些“金山銀山”(金昌與白銀市)卻有如此尷尬的處境呢？還在于多年前一直探討的基礎資源價格問題。比如山西省，煤資源的部分市場化也伴生一定的負面效應，但是總體來說卻增強了稀缺煤資源的處置效率。因此，根本的問題不在于企業的民營化，而是基礎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市場化。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調整西部地區的基本經濟制度，大大壓縮國有制(成分)，擴大私有制(成分)”(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何煉成的“藥方”)只是治標而不治本。

　　在入世的背景下，西部發展其實還多了一個壓力。在國際范圍內，發達國家的制成品與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進行交換時會產生巨大的價格差，而中國東部與西部又形成一層價格差。

　　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國不僅成為煤炭、鋼鐵、銅和水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而且也是最大的

能源浪費地。這就表明基礎資源價格還是比較低，但是，今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上漲幅度居高位(7月份3.6%)，也就是說工業品出廠時的價格還比較高。從進入工廠的原料這一端來說，價格比較低，而從工廠出來的最終制成品的價格卻比較高。雖然，這種資本深化的過程有升值的本能，但兩端相差太大并無益而且不公平。從當前國內的現狀來看，許多初級產品加工廠在西部，而制成品生產商在東部，因此，到西部“掏金”更多透出一種不公平的交易，一個自稱“救世主”的發財之道。所以筆者要追問，是否可以要求東部與西部一起共擔外部性效應的費用呢？西部發展是否仍應一味地“顧全大局”？民營化能解決多少問題？

　　1988年9月，鄧小平曾強調“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區較快的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適當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因此，該到東部沿海地區服從大局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