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雪

　　中新社8月15日一篇題為“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共富條件已經具備”的報道說，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財富分配的語境已經改變，相應的財富分配路徑亦應做出改變。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蛋糕”已經做大，進入“共富”時代的條件已然具備。由“先富”進入“共富”時代顯然需要相關政策的更迭調整。

　　筆者注意到，此篇文章登出后，在百姓中反響十分強烈。新華網短短幾個小時，留言達到了上百篇。許多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留言，并不是簡單“罵娘”了之。例如：一位新華網友說：“實際上,在社會上體現出來的貧富差別,遠遠超過官方的統計數字,情況遠比官方和各種媒體報道的更為糟糕。就拿所謂基尼系數的計算,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講的,如果將貪官污吏的貪污收入和一些壟斷行業的‘灰色收入’統計進去,就有可能已經超過0.5的水平了,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信號。”新浪網在短短幾個小時，留言就達到了兩千多條，并躍居新聞排行首位。

　　一條“共富條件已經具備”的新聞這樣受關注，它折射出廣大百姓對于我國收入差距導致的貧富極大懸殊的擔憂甚至痛恨。從基尼系數看，我國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0.4達到0.47，有些專家測算加上其他因素有可能超過0.5，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數據和極為危險的信號。從民意看，有關媒體舉行的百姓最為關注的事項調查中，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都排在首位。這次百姓反響這么大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從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的后果看，使我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東西差距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貧的愈來愈貧，富的愈來愈富，使一部分百姓不能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卻花天酒地、大肆揮霍浪費，貧富階層矛盾對立越來越嚴重，窮人敵視富人，富人缺乏安全感；機會不均等，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過大成為影響社會成員之間和諧相處的重要障礙，即是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少數人的收入水平過高，也可能會引起公眾的不滿；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貧富過分懸殊，不僅會嚴重影響效率，而且，引發刑事、經濟甚至腐敗等各種案件頻發，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大誘因。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偉人鄧小平同志早就預測到了這種情況，并且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早在十四年前的1992年初，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南巡時，就在深圳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 一條“共富條件已經具備”新聞反響這么大，它折射出廣大百姓對共同富裕的渴望，對小平同志“先富帶后富”偉大構想的期待。

　　從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經濟實力、財富積累以及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的現狀和十幾億龐大的人口現實分析，共同富裕的條件是否真正具備，筆者實在不敢下此結論。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調高、擴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框架已經廓清，在這個思路框架下，中國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