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名重

　　8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樊綱等5位經濟學家的一個新觀點：“收入差距拉大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至少在5—10年內不會逆轉”，斷言“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樊綱語)

　　據國家發改委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達合理值上限的0.4左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面對如此嚴重的兩極分化的不爭事實，已彈奏出很多社會不和諧的音符，國家高層權力核心為改善這一現狀，已作出改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決策。而樊綱等經濟學家對此無動于衷，卻反彈琵琶，鼓吹所謂“收入差距不可避免”的奇談怪論，他們圍繞這一主題，貌視各抒己見，實際上卻是矛盾百出，從不同角度運用所謂高深莫測的理論來影響國家高層的決策，企圖扭轉改革的正確方向。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科學論斷，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等措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波瀾壯闊改革大潮的強大助推器。應當承認長期以來強調了“先富”，卻忽視了“共富”，以致造成今天收入差距過大的不少社會困局。這里暫不涉及先富者中少數人的不合法問題，國家正在通過

宏觀調控，適當調整和縮小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已是迫在眉尖，有的已經實施，有的將要啟動實施，達到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目的。可是這些經濟學家不是圍繞這種全民關心的國家大事進行理論研究，而是大唱反調，不但對“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現實大唱贊歌，加以充分肯定，并要求將這一現狀長期持續下去，至少要保持5—10年將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果依了他們的這套理論去指導我們的改革，恐怕要不了5—10年，人民共和國就可能不存在了，危險啊！

　　改革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但絕不是樊綱所說的“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這就不但赤裸裸地把“先富”和“共富”對立起來，而且從根本上把“改革”與“共富”對立起來了，把“共富”與“絕對平均主義”等同起來了(事實上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也不是“絕對”的)。這就把今天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推到了改革身上，按照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今天嚴重的兩極分化不但不是問題而且簡直就是改革的“功績”了，這是怎樣的經濟學家？人們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是改革中不同程度的受益者，當人們對改革中一些問題進行理性反思時，這些經濟學家總是橫蠻地指責為“動搖改革”，并且把產生的問題歸結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今天，另一位經濟學家李實又習慣性地稱“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與市場化改革本身幾乎沒有關系，相反，它們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經濟學家們一會兒說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應有的必然結果，一會兒又說與改革無關，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橫順都是“有理”。那么，改革又要怎樣才能到位，到位以后又會怎樣將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化解到一個合理的正常的差距？何不將你們的方案拿出來給社會進行理論性的推導一番，供大家見識見識，那不是更有益于社會，更有利于國家？是拿不出這套方案，還是不愿拿出這套方案？

　　另一位經濟學家簫灼基的說法更是耐人尋味。他說國家有保持社會穩定的多種措施，只要保證貧困人口有飯吃，即使收入差距大的現狀繼續發展下去，也不會發生社會動亂。這不是在為繼續保持拉大收入差距鼓勁壯膽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以激勵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是完全必要的，但防止收入差距過大的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我們社會制度決定了的，決不能以是否發生社會動亂為標準，如果那樣想問題辦事情，豈不將我們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素質降得太低了？

　　社會的進步需要改革，不能認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就都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如果發現問題更需要通過改革來逐一加以解決。我們需要的改革是能夠通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又要不導致收入差距過大，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這樣的改革絕不是簡單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要適應中國的國情，全面落實

科學發展觀，決不允許導致現行社會制度的瓦解。這樣的改革，的確有相當的難度，是要動腦筋，花力氣的，既要符合科學發展觀，又要有改革為民的思想，更要有費省效宏的成果。改革攻堅，“堅”在何處？就在這里！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改革家，這樣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