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 張煒

　　每當人們談到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似乎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但是，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中產階級的概念卻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精確定義。

　　在社會階級劃分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當屬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按照他的方法，社會階級應該根據一個三維衡量體系來劃分：一是社會成員在市場體系中的相對經濟關系；二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三是他們的政黨屬性。有人根據這一方法將社會化分為上等階級、中等階級、下等階級以及等外階級。隨后又有人進一步將中等階級分為上、中、下三等，但是總體上仍然屬于中等階級或中產階級。

　　在現實中，即使在被稱之為中產階級的國度的美國，中產階級的劃分也是五花八門。有的以收入水平為主要衡量標準，即家庭收入在二萬五千美元和十萬美元之間(有的則認為家庭收入在四萬至二十五萬之間)。有的以職業為標準，即主要指白領職員和中小企業主。當然，也有的按照其經濟生活的獨立性、擁有住房和汽車等為標準。

　　雖然以上的各項劃分中產階級的指標具有相關性，但是按照不同標準來界定，也經常會出現一些矛盾。例如，收入較高的藍領工人，如果按照收入標準的界定應該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采用職業標準，他們則不屬于中產階級。

　　不僅如此，不同的國家對中產階級的界定標準也應該有所不同。按收入來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法定收入，不僅低于美國的中產階級的收入標準，即使在其他中等發達國家，最多也只能算得上是下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在中國卻是實實在在的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凌駕于中產階級之上的上等階級或統治階級。

　　正因為如此，我更傾向于按照相對收入的綜合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中產階級。而且，人們不妨根據分析問題的重點和目的的不同，來采用不同的中產階級的定義。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主要關心的是中國中產階級產生和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影響，所以我更傾向于采用收入標準。

　　根據收入標準，中國的中產階級應該是這樣的家庭，他們具有比較穩定的收入，包括制度外的收入；因此能夠有能力購買住房、私人汽車以及包括電腦、手機等在內的現代生活用品；并且能夠支付子女大學教育的費用。根據這個標準，按照終生收入的凈現值計算，中國中產階級當前的年均凈收入應該不少于六萬五千元人民幣。

　　按照這個標準來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我們不難看到中國中產階級的兩個顯著特征。

　　一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人口中的比重比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要小得多。例如，在美國，年收入在二萬五千萬美元和十萬美元之間的家庭大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其他的歐洲國家和東南亞新型的工業化國家，中產階級的比重也都高于百分之五十。在中國，根據二零零三年進行的一項涉及五萬城市家庭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十的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到與年均六萬五千元人民幣的標準接近。如果除去其中的高收入家庭，中國的中產階級大約在一千五百萬戶左右，相當于城市家庭總數的百分八，全國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四。

　　由此帶來的第二個特點是，中國中產階級在現階段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有限。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分析，如果一個社會的窮人太多，雖有消費的欲望，但是卻缺乏支付消費的能力；而富人們的消費也是有限的，一是他們的人數有限，而是他們的個人消費需求有限。他們通常會將收入的相當一個比重用于投資。而既有消費需求、有具備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則是保證社會總消費需求穩定發展、從而保證社會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保證。

　　中國的增長模式映證了這一理論。當前

　　顯然，中國中產階級的生長速度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并不匹配。篇幅的限制使我們無法在這篇短文中詳盡分析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這里只需指出一個基本的現象，那就是中國中產階級生長緩慢與不公正的財產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關。太多的財富聚集在極少數的富人手中，這少數富人引導著一種投資拉動型的中國經濟結構；同時又有太多的障礙防止窮人通過誠實勞動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從而制約了健康的消費帶動型的經濟結構的形成。中國要想優化經濟增長結構，必須加速中產階級的發展；而要想加速中產階級的發展，必須立即著手改變兩極分化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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