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弱勢群體規模的擴大和弱勢程度的加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產業結構與就業制度、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機會的分配機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有些變化是根本性的。

　　大勢觀察 曹新

　　經過29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然而，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正確認識和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出現的差距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須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一、關注社會弱勢群體

　　社會弱勢群體一詞是前總理朱镕基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來的。中國存在社會弱勢群體的客觀現實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體現了中國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愛和解決弱勢群體生活困難的決心。

　　所謂社會弱勢群體是指由于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在生活上處于貧困窘境的人群。社會弱勢群體是由他們在社會中的較差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境遇來定義的，其直接原因是他們的個人能力不足，深層原因則是社會結構的缺陷，即社會制度安排有問題。弱勢群體可以分為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兩類。前者有明顯的生理原因，與個體的生物性發展相關，如年幼、年老、殘疾、體弱多病都會影響一個人的競爭能力。后者則基本上是社會原因所致，如失業者。社會弱勢群體并未形成真正的群體，其內部可能沒有組織化，它是同類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成員的集合。一般說來主要包括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和貧困者等。在有些國家弱勢群體還包括單身母親、吸毒者、酗酒者等。這些人之所以被認為是弱勢群體，是因為在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不得不處于較低地位，他們同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

　　弱勢群體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只是其規模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在社會轉型期特別是轉型社會中，弱勢群體現象可能會更加嚴重。中國弱勢群體規模的擴大和弱勢程度的加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產業結構與就業制度、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機會的分配機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有些變化是根本性的。

　　早在1998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上海、天津、武漢、蘭州和重慶等5個城市對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作為已經得到救助的貧困家庭，雖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無家可歸，但也僅僅只是能夠維持最起碼的生存條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們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很難得到滿足。因此，在他們的生活中還遠遠談不上生活質量。拿食品消費來說，中國城市貧困家庭有飯吃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有限的收入決定了他們必須盡可能地在吃的方面省錢、省錢、再省錢，而根本不考慮營養問題。吃葷菜(尤其是吃肉)和吃水果，對他們來說，還是屬于“高消費”。然而，即便如此，貧困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仍然高達50%-60%，甚至70%以上，國際通用的典型的貧困一族的特征，在這些家庭中表現得很突出。

　　由此可見，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弱勢群體的大量出現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為了不讓這一問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而變得更加突出，我們要在全面、深刻分析社會弱勢群體形成的諸方面原因的基礎上，探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工作和生活困難的辦法和途徑。這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社會公平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從農村來看，一些學者認為，除富裕地區的農民外，農民基本上屬于社會弱勢群體，這當然是針對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制度而言的，因此，保護和援助農村弱勢群體，首先是要對農民實行“國民待遇”，使他們在經濟上不要成為“無產者”，在生活上不要離小康水平太遠，為此要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的收入。其次要加快戶籍及相關制度方面的改革，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阻力，逐步在就業、生活等方面給進城的農民以“市民待遇”。第三要加快農村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步伐，加強對農村非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扶貧力度，在有條件的地區要建立和推廣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從城市來看，保護和援助城市弱勢群體，一是要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培訓，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要擴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面，讓符合條件的弱勢群體全部納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三是要提供醫療救助，減免醫療費用，解決他們的基本醫療問題，防止因病致貧；四是要開展廣泛的助學活動，減免其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讓弱勢群體家庭中有能力的子女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五是要改善弱勢群體的住房條件，開展安居工程；六是要提供法律援助，全方位保護弱勢群體。

　　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對于普通百姓，中等收入階層是一個用勤奮和智慧兌換財富的物化范本；對于社會學家，中等收入階層是未來理想的鎖定目標；現時代，中等收入階層則被認為是超越“小康”生活水平的一個經濟標準。而在中國，只有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才能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何謂中等收入階層？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的是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階層的涵義。不少學者把中等收入階層僅僅理解為一個收入概念，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如果說普通百姓單純從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理解中等收入階層，反映的是他們對未來生活的一種期冀，那么，學者們如果也簡單地把中等收入階層只視為一個收入概念，那就是一個很大的誤區。什么是中等收入階層？經濟學家曾為中等收入階層歸納了六個方面的特征：教育背景通常極佳；有基本的經濟基礎和創業知識；比較富有，愿意在相對約束但不是在完全約束下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具有拉動效應，往往可以帶動貧窮階層的就業；非常易于形成專家、職業群體；有部分的固定資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對中等收入階層概念則作了較為全面的解析，他認為，中等收入階層首先是一個生活質量的概念，其次才是一個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階層不僅是一個反映城鄉結構的概念，還是一個反映社會職業結構的概念，中等收入階層同時還是一個具有國別的概念。因此，較為全面地來看，中等收入階層由于有了“階層”二字，它就不再是“收入”的單一指標可以準確定義、說明和描述的概念，而是一個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質量、職業、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結構特征的綜合指標的概念。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這是因為，中等收入階層不僅是投資需求擴張的生力軍，而且是消費需求擴張的主力軍。從投資需求來看，中等收入階層不僅具有擴張投資的巨大內在動力，而且具有擴張投資的巨大外在壓力，他們是擴大投資的最大群體，他們的投資活動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活力源泉。從消費需求來看，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消費的最大群體，他們不僅有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強烈欲望，而且有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他們穩定增長的收入水平和較高的消費傾向，是帶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見，中等收入階層是一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中堅力量。

　　二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和重要力量。實證分析證明，不同群體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與社會穩定呈正相關關系。一般來說，低收入者的比重越低，社會越穩定；低收入者的比重越高，社會越不穩定。這是因為，如果一國的社會結構中中等收入者占主體，可以有效地分散經濟風險，緩解外部沖擊，增強社會承受能力，維護社會穩定；反過來說，如果一國出現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則脆弱的經濟結構較為容易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且導致的社會不穩定還難以迅速改變。同時，不同收入者階層對社會的認同感也是不同的。從絕對收入來看，收入越低，對社會的認同心理也越低，收入越高，對社會的認同心理也越高。從相對收入來看，越趨于均等化的收入分配，人們對社會的認同感也越高；相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人們對社會的認同感越低，甚至產生對社會的抵觸情緒，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隱患。因此，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擴大的過程，就是社會不斷趨于穩定的過程。高低收入者少，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的“橄欖型”或“棗核型”的收入分配結構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同時，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擴大過程，也是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過程。

　　三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客觀需要。從世界各國普遍發展的趨勢來看，在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社會中，都有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等收入階層。目前西方發達國家中等收入階層一般都占到在業人數半數以上。中國中等收入者比重雖然還相當低，但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中等收入者比重會隨之提高，到基本實現現代化之時，其比重至少要達到在業人口的一半。這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國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達到世界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顯然不是要降低高收入者合法的稅后收入，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更不是要劫富濟貧，而是要提高大多數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讓更多的貧困人口走上富裕之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梢�，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中國進入共同富裕目標的一個新階段。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曾表示：判斷一個國家的龐大中等收入階層是否形成有五條標準，包括城市化率達到七成以上，“白領”社會勞動力應該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藍領”、恩格爾系數平均降到0.3以下、基尼系數控制并保持在0.25—0.3之間，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年以上。而中國目前在這幾個方面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化率為43%；“白領”勞動力大大低于“藍領”；恩格爾系數平均在0.45左右；基尼系數還保持在0.4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為8.5年，9年制義務教育都未普及。由此可見，在中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實現共同富裕任重道遠，必須加大力度采取有力措施。由于中等收入階層是一個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質量、職業、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結構特征的綜合指標的概念，因此，對中國來說，要在未來幾十年逐步實現中等收入階層成為社會的多數，就必須在經濟上保持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注重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加快實現社會城鄉結構、職業結構的轉換，在實行市場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的同時，實行社會公正的再分配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要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效率優先，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則，實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反對平均主義；提高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的能力，通過大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分配政策的調節力度，調節過高收入，堅決打擊非法收入，依法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之逐步達到占社會的多數地位，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較小，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較大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或“棗核型”的社會群體結構，最終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