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

　　前段時間，筆者針對“國六條”出臺，寫了一篇題為《政府解決不了房價持續上漲問題》，主題就是要闡述政府不該解決房價問題、它也解決不了房價問題。不僅解決不了，由于我國改革路徑方面的問題，許多事情政府不插手還好些，只要政府插手了，問題反而會越來越嚴重了。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我國當前改革的任務是要解決由政府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配置資源，重要的是政府抓緊時間實行職能轉變，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把需要由市場決定的事情交給市場去解決。

　　最近，

國家稅務總局又出臺嚴格二手房轉讓個稅規定，有人又把它當作解決房價上漲的措施。其實，稅收除了政府從國民手上實實在在地割去一塊財富是真實的外，其他的職能歷來就都是一個問號。住房是國民休戚相關的生活問題，購買房產需要區位、面積、層次、結構、價格……數十甚至于數百個因素。所以，挑選一套理想的住房并不僅僅在于價位。好不容易找到一套像要的房子，價格高一點低一點并不能起決定作用。原來房產交易中絕大部分地區不包含稅收，現在增加了這一塊。賣主會把稅收增加到房價里面去，最后又轉嫁到買房者的頭上。所以，我看到的政府對二手房課稅除了提高政府的收入和抬高了房價外，就再沒有別的作用。從這個視角看政府在高房價把國民整得正慘的形勢下，整飭和強征房產轉讓稅，無異于趁火打劫和推波助瀾。

　　我們并不完全反對對二手房征收個人所得稅，而是對政府企圖對房產轉讓所得征收稅收的意圖和強行征收的時機提出異議。房產既是消費品又是在一種特定情況下可以增值的特殊商品，所以，根據我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對其征收個人所得，也無可厚非。但是，當前政府把這一稅收當作擬制房產交易領域中的投機活動和壓低房價的一種手段，就是不正確的。首先，住房是人民生活十分重要的方面，一個成熟和健全的房地產市場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國的房產市場還沒有形成，特別是二手房市場在大多數城市都還只處在起步階段，絕大多數市民的住房主要靠過去舊體制下的計劃分配獲得，我國舊房中國家分配住房占據城市居民住房的絕大部分。這部分房地產中有一定的比例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個人產權，即使個人產權清晰的房產也都由于產權持有人缺少市場機制下的訓練，二手房很少能夠進入流通領域。加上這部分人在分配住房時個人購買和國家計劃體制應該給予個人的住房費用的補償都不明確，現在強行征收個稅，事實上是把問題復雜化，阻礙二手房進入市場。在建立和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除期，特別是由于改革不規范是把每個機會讓給新的正在發育和成長的制度，還是不放棄任何一個增加稅收的機會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這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慎重選擇的問題。

　　其次，不能用計劃經濟時期的思維看待投機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投機是一種投資行為。并且，是市場體制下不可缺少的一種投資方式。由于投機活動的存在，往往避免現實中因為市場供求嚴重不平衡而可能出現的危機。所以，投機是市場經濟制度的一種調節和潤滑劑。允許市場投機活動，各種市場的發育才算完善。以房地產投機來說，如果預想有一個升值的空間，手上有一筆閑散的資金，接過開發商新開盤的房產，在適當的時機再拋出，并得到了比較好的回報。在一個健康的市場體制下，投機活動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 毋須諱言，投機房產的初期就是為了得到一個較高的回報，這不僅和房地產商沒有本質的區別，就是與一般居民購買住房也沒有多大的區別。其實，對于一般居民來說，即使購買房產是為了居住，也不排除希望他的房產有一個升值的空間。特別是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過程，投機活動是利用社會閑散資金為某種商品市場的平衡起到積極的作用。因為，凡是出現投機活動的領域，都是由于該商品供求關系較為嚴重失衡，投機資金的出現起到救場和平衡供求關系的作用。所以，市場經濟中，投機活動是一種緩沖器。

　　所以，為了抑制房地產投機和房產價格的上漲征收個稅，是一種異想天開的天真的做法。在沒有政府壟斷的情況下，市場價格從來都是有供求關系決定的。有投機資金的存在，會使房地產價格的波動緩和許多。在目前強整個稅，其稅負是否會落到房主頭上至少是個未知數。因為，在通常情況下稅負總是由消費者承擔的。但是，任何時候國家的稅收都提高了商品的價格。就是說，政府企圖管理那些本來應該由市場自行解決的問題，只能給還不太復雜的事情添亂。

　　比較長的一個時期以來，我看著政府如同救火一般左突右沖地去干那些本來并不應該由它去做的事情，許多事卻常常在政府的關懷下問題越來越嚴重，老百姓的意見也越來越大。每當此時，腦海里就浮現出那只狗熊殷勤地去拍主人臉上的蒼蠅的故事。我國改革的主題是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體制的轉變，如果說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理論上還不夠明確，那么，1993年三中全會已經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原則區別就在于配置資源的主體和方式的不同。計劃經濟由政府管制并通過行政指令配置資源，市場經濟則由非政府的經濟實體和經過市場自發配置資源。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整個過渡階段，關鍵性的問題自始至終都在于政府自覺放棄手中的經濟資源，讓市場發揮調節和配置資源的作用。套用“把上帝的留給上帝，把凱撒的還給凱撒”那句話，就要求把政府的留給政府，把市場的還給市場。政府早該淡出經濟領域，讓市場發揮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