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的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成就舉世矚目。毫無疑問，對外開放政策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但是，與28年前相比，由于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何確保以開放政策來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有必要客觀分析與把握世界經濟、中國經濟的新情況及其發展趨勢，研究新的策略與措施。

    夏斌/文

　　新歷史時期的特征

　　當今全球經濟處于嚴重失衡。全球經濟失衡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矛盾。隨著“冷戰”的結束與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國際生產新分工和供應鏈延長的可能性，由資本的屬性所決定，自然出現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紛紛轉移到不發達國家。加上布什政府上臺后巨額的“雙赤字”政策和亞洲國家汲取金融危機教訓后采取積存大量外匯儲備的政策，出現了占全球GDP約30%的富國美國，靠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舉債，艱難地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與就業水平，即富國向窮國借債維持全球經濟的平穩增長。在此過程中，必然“貿易戰”、“匯率戰”不斷，貿易等保護主義抬頭。對此，如果中美等國短期內采取激進措施迅速解決此失衡，全球經濟將出現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劇烈震蕩。因此，各國政策溫和的調整，是世界經濟大國間反復磋商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全球失衡狀況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經濟內外失衡壓力凸現。一方面，出于中國目前國情的需要，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則出口多，外匯多；外匯多，國內貨幣供應多。盡管我國宏觀調控部門不斷采取對沖等操作手段沖銷貨幣供應過多的壓力，但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看好，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減，自然防止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將是今后一個時期宏觀調控不可忽視的壓力。另一方面，包括外匯儲備的國內儲蓄遠遠高于國內投資，多余的差額部分投資于國外資產(且不論其收益高低)，國內居民消費不足或不敢消費，降低了國民的整體福利水平，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壓力。改革開放初的1979年國家外匯儲備僅8.4億美元，就是1979-1989年的11年間，外匯儲備年均也僅39億美元。1989年后的僅僅15年時間，外匯儲備增達近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是國家實力的象征，但增勢不減的巨額外匯儲備，在我國現行有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下，不僅給當前的宏觀調控，而且將對今后一個時期的宏觀調控帶來相當大的麻煩。在這方面，世界各國的教訓多于成功的經驗

　　解決矛盾的出路

　　針對上述全球經濟的新特征，要改變全球經濟的失衡，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呼吁美國政府減少“雙赤字”，加快結構調整，實質是降低其居民消費，縮減軍費開支，放慢其經濟增長速度，容忍失業率的上升。同樣要呼吁歐盟、日本也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另一方面就我國而言，必須認識到，第一，在當今全球經濟中，中國也應進行主動的政策調整。中國的政策調整有利于世界經濟；世界經濟趨好，也有利于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第二，就中國當前的外匯儲備、儲蓄、投資、消費間的關系看，國內的經濟建設根本不缺資金。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兩種資金、兩個市場”的提法，開放政策就是吸引外資、吸引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的提法，基本原則仍然可取，但具體內容需要調整。當今，對外開放政策不能僅停留于引資金，應該重點轉向引管理、引技術。一切有利于吸納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的資金仍要大膽引進，一切無助于吸納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的資金，盡可能“拒之門外”。第三，出口導向戰略曾是28年來中國經濟取得偉大成就的引擎。保持一定的出口規模仍是中國大國經濟的需要。但是在全球經濟失衡、中國經濟內外失衡壓力凸現的背景下，應主動地、及時的調整發展戰略，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主導，這也是中國大國經濟的需要。為此，應研究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通過一系列財政政策、社會保障、醫療、就業、教育、建設新農村等政策落實，擴大消費，促進內需。第四，配合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的改革，采取綜合措施，立足于中長期，努力克服我國國際收支的失衡。在這方面，一定要堅持匯率改革的主動性，既不能因外部壓力而動，也不能因外部壓力而不動，從而延緩改革進程，影響大局。當然，改革需謹慎、擇機而行。一定要認識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解決國內國際收支失衡，要立足于綜合對策。

　　對外開放策略性調整的內容

　　外貿政策。要進一步采取措施，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加快增加先進技術、設備和重要資源的進口，而不是一味追求貿易規模與貿易順差的增長。

　　招商引資政策。必須采取措施盡快控制各級地方政府以各種優惠、超優惠待遇，不講政策條件的招商引資活動。鼓勵各級政府在引資中必須重視能源、環保、土地、產業政策及勞工標準等問題。

　　海外上市政策。相關部門要加強協調，繼續放慢除香港市場之外的海外上市節奏，鼓勵好企業、大企業在國內上市。與此同時，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研究制定相關戰略，潛心安排好滬、深、港三市格局，配合好中國匯率制度的轉換，確保經濟平衡發展，銜接國家金融發展戰略。

　　外企融資政策。抓緊研究措施，鼓勵外企A股上市。鼓勵國內金融機構對外企的本外幣貸款。鼓勵外企在國內發行本幣、外幣債券，籌集資金除在國內采購原材料外，支持其在海外引進設備、技術和生產線。

　　

房地產政策。采取措施，迅速改變海外資金進入境內房地產市場毫無限制的中國現象，抑制海外資金大舉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態勢。

　　外匯管理政策。應吸取日本國家外匯儲備少于我們，但民間外匯遠遠多于我國民間外匯的做法。鼓勵藏匯于民，藏匯于企業。加大放開意愿結匯制步伐。改“獎入限出”為“出入平衡”。適當控制QFII發展速度，加快QDII發展速度，以及鼓勵其它民間外匯投資境外的措施。匯率機制的改革，并不意味放棄外匯管理，反而應強調加強外匯管理。各相關部門要加強協調，堵查各種違規違法外匯的流入，控制貸款、外債等各種名義下的短期投機資金流入。

　　收購兼并政策。修改相關制度，支持國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以人民幣購匯，對海外能源性企業、關鍵性原材料企業的并購活動；加快有條件地開放對國內企業并購活動的銀行融資政策。鼓勵國內好企業對其他企業的并購活動，解決國內資金多而企業資金叫缺的矛盾現象，要大力發展民族經濟。

　　國家儲備管理政策。在正確測算國家應保留的適度外匯儲備量基礎上，除對超量外匯儲備積極用于解決體制改革中多年積累的歷史痼疾，擇機增持黃金儲備比例外，對適度外匯儲備中的20%--30%，按國際經驗，探索海內外股權投資等積極管理的方式。

　　稅收政策。應全面梳理過去制定的相關政策，盡快取消中外企業稅收待遇不一致政策，相關行業的

出口退稅政策等等。

　　總之，解決我國國際收支中的問題，必須重新審視八十年代初以來我國外匯匱乏時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要有新的全方位的思考。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