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林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廣州管理局原“一把手”管學仲，涉嫌貪污131萬、受賄44萬、挪用公款67萬以及隱瞞境外存款。7月27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管學仲認為自己在香港工作，但“仍以廣州的標準拿工資”，實在太低，于是開始“斂財”。

　　無獨有偶。廣重企業集團原董事局主席、總經理王勝杰，在承認司法機關指控其受賄118萬、挪用公款100萬的同時，也在庭審中表示，“自己收入不高，與當了這么久國企老總身份不相稱”。

　　一個說自己工資“實在太低”，另一個則抱怨“收入不高”，兩個原廳級貪官“一唱一和”，言語之間都滿含“委屈”，倒是令人玩味。

　　且莫說管王二位，在任期間每月究竟拿了多少工資，單就常見的情況而言，大型國企老總不僅住著廉價的福利房，出入皆有豪華公車侍候，而且吃喝玩樂也用不著個人掏腰包。諸如此類制度化的“隱形收入”，一年少說也有數十萬吧？

　　另有報道稱，因受賄、貪污被判刑的江蘇泰興市某鄉原黨委書記馮某，說自己之所以滑入犯罪深淵，關鍵是“當年數學沒學好”，以致“拿錯了錢”。這當然是一種荒唐可笑的狡辯。但大量事實說明，不少落馬的國企貪官并非“數學沒學好”，而是他們所立的“人生方程式”出了問題，乃至于弄得陰陽錯位。

　　一方面，他們對體制內提供的實惠不以為然。一般情況下，只要沒將公款揣進自己懷里，哪怕用于個人的花銷再多，近乎不存在任何風險。尤其是在那些經濟效益不錯的國企，當地監管部門大都懶得去過問這些他們認為的“小事”。由于日子過得太爽了，其中一些人便產生了一種數理上的錯覺：哪怕本人“工資是基本上不用的”，他們也認為公款花得再多，也是應該付出的“工作成本”，因此覺得很不劃算。

　　另一方面，他們又抵擋不住體制外的諸多誘惑。王勝杰說，“我始終覺得不太公平。那些洗腳上田的農民包工頭，原來也是斗大的字不認識，后來都是干這干那的發了財。我們在國企干了一輩子，長時間兢兢業業，最后什么也沒得到。所以，我想通過一個‘合法’途徑得到一些利益”。顯而易見，支撐這種嚴重傾斜的人生觀與價值取向的是極端利己主義的道德觀念。王勝杰從以前的“兩袖清風”到“心旌搖動”，再到8年狂收“紅包”百萬，就是一些貪官試圖來個體制內外通吃的最好例證。

　　一些國企貪官都嫌“工資太低”，固然有制度設計方面造成的某些客觀原因，但我以為，這根本不能成為貪欲膨脹的理由。在現行體制下，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怎么算賬的問題。如果兩眼死死盯在個人存折的數字上，而把國家為了方便國企負責人工作與生活，而支付的巨額運行成本擱在一邊，那就難免干出一些“數學沒學好”的事情，最終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