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杭州煙草公司一中層干部，年收入30萬元(7月31日《中國青年報》)！這樣的高收入是怎么“走光”的呢？打官司打出來的。這位享受高收入的趙某是位女性，因為“年滿50周歲”，杭州煙草就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她辦理了退休手續；這么一退休，只拿退休金了，“年收入30萬”就泡湯了；而一般概念上，女干部退休年齡是55周歲，差了這么5年，收入相差大了去了；這位原告的訴訟請求是，按其在職時的收入，賠償人民幣共計1760902.5元，所以這可稱得上是一場“百萬大賠償”的官司。

　　我對“一官司驚爆煙草行業高收入”這樣的報道標題不以為然。人家電力壟斷企業的“抄表工”年收入都10萬呢，煙草公司一位堂堂中層干部，年收入30萬元有什么好奇怪的？俺們國度壟斷企業的高收入，地球人都知道的，何況煙草是“壟斷”加“專賣”。你去看看什么高人方能成為這些壟斷企業的領導，什么人馬才能“調進”這些企業成為正式員工，實現“趨之若鶩”的愿望，就明白個三分。

　　我們的壟斷企業，其實是另一種形態的“私有化”，即“國營民有”，名義上是國家的，實際上是“私人”的，也即企業領導人、經營者以及其員工的。與一般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壟斷不一樣，我國的壟斷其實就是“權力壟斷”。所有壟斷企業的領導人、經營者，幾乎都是有官位有級別的領導干部，這些強大的壟斷企業被強大的權力所控制，然后強大的權力可以名正言順地拿到“30萬元”之類。所以，與其說企業是國有的，不如說企業是官辦的；與其說企業是官辦的，不如說企業是官員及職員“私有”“民有”的。當然，這種“私有”“民有”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私有”“民有”；就具體的個人來說，你退休了或離職了就享受不到那“30萬元”之類的“分紅”了，但對于這些壟斷企業來說，你走了別人來，始終有著官員和職員，繼續享受“分紅”，只要壟斷不破、權力不除，壟斷企業利潤永遠是“個人”首享的。

　　所有壟斷企業，都不是什么“按勞分配”，而是按壟斷分配、按保護分配、按政績分配、按名分分配。壟斷得強，分配得多；保護得好，分配得多；政績搞得大，分配得多；只要進入企業有了領導或員工的名分，就獲得分配。而這種領導干部三五十萬年收入只是看得見的分配，分配之外“看不見風景的房間”還在別處，比如他的親戚可以在“外圍”經營、運作，搗鼓上游的原料也好，倒騰下游的產品也罷，都很容易來錢。

　　《半月談》雜志剛剛發布最新獨家調查，選出了百姓關注的

和諧社會十大熱點問題，排行榜之首就是“收入差距擴大”，說明壟斷階層高收入與貧窮底層的低收入的差距，確實成了“不和諧”的焦點。列為熱點排行2至10位的，無不與此有關聯：“看病貴上學貴買房貴”對于壟斷高收入者來說當然沒啥關系，而低收入者就叫苦連天；“就業難，勞動者

維權難”正是低收入者的苦難源頭之一，別說讓他們到壟斷企業就業享受高收入待遇，就是到工地累死累活也不一定拿到那可憐的辛苦錢；“社會保障滯后”讓低收入者缺乏抗風浪能力，“預后”更是不良；至于“反腐倡廉亟待加大力度”、“道德規范失控”則在壟斷高收入者身上體現鮮明；“環境污染未得到有效遏制”幾乎就是“高收入是建立在對低收入污染基礎上”的另一種表達；“公民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渠道不暢”的“利益訴求”主要來自低收入階層，表達的渠道都不暢，實現的可能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社會治安不佳，黃賭毒危害嚴重”，可見社會不公的后果；“打官司難信訪難”則大抵是對低收入下層而言的。

　　所有的利益既得者，都會竭盡全力維護既得利益。這位年入30萬的煙草干部，通過打官司來表達利益訴求，試圖找回因提前5年退休而失去的利益，這當然是她的權利，無論官司輸贏，都是她的個人行為。而對于壟斷企業來說，根本用不著這么煩，面對來勢洶洶的社會輿論“道德法庭”，他們完全可以 “我自巋然不動”，只要抓住一個“牛鼻子”就可以——那就是“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