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壽龍

　　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其實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不少窮人往往是不公的犧牲品，是被動的。而不少富人，則往往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動的。

　　“中國社會目前存在仇富心理嗎？”我將此問題用短信發給幾位朋友，都回答“嗯”。看來，仇富心理確實存在。不過筆者在邏輯上稍有困惑:發財致富，諸多人之理想。古人數白花花的銀子，沒有不眉開眼笑的；今人在數錢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滿面笑容，除非那不是自己的錢。無論是欽差大臣，還是凡夫俗子，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無論是小學生，還是博士畢業，基本都差不多。或許為此，還有人去求神拜佛，在新年祝福時，都會說祝你發財。如果能夠選擇貧富，沒有人選擇貧窮，除非在特定的瘋狂年代。

　　接下來的問題:人們都把致富當作自己奮斗的目標，并喜歡擁有更多的財富，但為什么還仇富呢？難道是人格分裂嗎？

　　于是發短信再問:“為什么仇富呢？”

　　回答是:“仇不公。”

　　繼續問:“窮也有不公，為什么仇富不仇窮呢？”

　　答曰:“富者非正取，窮為被動。”

　　這就答到正根兒了: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其實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窮雖也有不公，但窮人往往是不公的犧牲品，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窮之。但富人，則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動的，是得已而富之。

　　據此可以想見，中國當前大家認為存在仇富心理，其原因是中國目前的富人，有一部分致富手段不正當。這其實并非全怪富人，因為這有其客觀原因。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是漸進模式，要打破過去越窮越光榮的傳統觀念的約束，特別是在改革初期致富的人，往往是敢于“投機倒把”的“膽大妄為”的人。在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政府管制很多，市場準入門檻很高，有一部分發家致富的人在不規范的市場經濟中膽大妄為，逃避政府管制，向政府官員行賄或者置國家法律于不顧，甚至鉆某些法律法規的漏洞。更有甚者竟觸犯法律，想方設法把國有資產化為己有。在這樣客觀的環境中，老實人往往被當作是沒有膽子，沒有魄力。

　　由此，可以說目前存在的仇富心理，是經濟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一些經濟學家表示，要向前看，而不是糾纏于過去的恩恩怨怨；要理性地看待過去，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改革的成果。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仇富心理的存在，并不如此簡單。應該說它有著充分的心理因素和文化的基礎，帶有社會快速變化的特有邏輯。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說明，愛財并不是小人的事情，即便君子也是愛財的，雖然說取之有道。但是，實際上，還是有一些人從內心就鄙視財富，視金錢如糞土。他們認為財富的確很重要，但財富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幸福本身。

　　這種鄙視財富的意識形態，在歷時短暫、缺乏文化底蘊的國家，如美國，其基礎并不雄厚。但是在歷史久遠、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如中國，則表現得較充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世代知識分子、政治家、文學家、詩人乃至牧師，都自覺不自覺地抵制對金錢財富的愛好。他們認為富人多為商人，而“無商不奸”的觀念導致大家對商人的品行產生懷疑。于是，高雅階層人士恥與商人為伍，故而也遷怒于商人的財富。并且這種意識往往被社會中的知識群體所一代代地加以強化。這恐怕就是導致仇富心理存在的根源吧。

　　當然，目前的仇富心理，還與當前快速變化的社會密切相關。中國傳統歷來都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經濟發展太快了，社會變化太快了，以至于把時間用于讀書的人還來不及去賺錢，而那些早早跌入市場浪潮的人已經發家致富，其結果是有知識的人贏得了清高的聲譽，但有錢的人卻進入了被仇的行列。

　　因為很大一部分被戲稱為“窮小子”的人致富太快，還沒有來得及養成高雅的品位，不自覺地進入了庸俗高價消費的時代:買車要最貴的，買房子要最高檔的，連買

　　這說明，中國的仇富心理具有特殊的內涵。也正是因為這些內涵，使得中國的仇富心理看起來很強，實際上卻并沒有導致嚴重的貧富沖突。雖然，中國的貧富差別已經過了國際警戒線，但卻并沒有因此而出現不穩定局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貧富差別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的富人目前基本上還只是錢多了一些、房子大了一些、車子好了一些、消費高了一些而已。他們還遠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等級，也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品位。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國窮人要想變成富人的機會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窮人，尤其是有品位的窮人，依然有很多致富的機會，仇富心理并無大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