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其實只要給他們機會，僅僅是一種跟城里人相當的機會，他們是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過自己狀況的改善，從根本上改善著整個國家的狀況

　　□張鳴

　　近來，媒體上有關進城農民跟城市執法者沖突的事件多了起來，在我們見慣的城管和公安打砸驅趕擺攤農民景象之外，添了一點執法者被聚眾群毆的意外畫面。對這些事件，無論是視為“暴力抗法”而頭痛與否，都不過是一種皮相之見，換言之，把批評譴責的板子打在誰的屁股上，恐怕都會惹來一肚皮的冤屈，而且解決不了問題。

　　中國的民生問題，古往今來，核心就是城鄉問題。雖然城里人和鄉下人互相看不起，但從來都只能互相依存，誰離了誰，生計都會有麻煩。其中，城鄉之間的交易，又是城鄉問題的重中之重。從鄉下的角度來看，跟城里人的交易，才是他們賺錢的主要渠道，而城里工商業的發達，也有賴于鄉村的商業和交易網絡，傳統社會的城市沒有上下水系統，甚至城市的糞便處理，也可以納入這個交易網絡。鄉下人進城花非常少的錢買糞肥田，而城里得到了清潔。這個由城到鄉的網絡，已經存在于中國上千年了。美國學者施堅雅，恰是從市場網絡的角度來理解和考察中國的，這個獨特的視角，已經得到了學界普遍的認同。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取得巨大的進展，也為城市改革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并以從未有過的強勁勢頭，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這樣一來，農村人要想獲利或者說生存，只能更加依賴跟城里人的交易。進城打工是一種交易的形式或者管道，進城擺攤(包括收廢品、修車、修鞋等)也是一種交易的形式和管道。

　　顯然，就目前而言，城市的管理者，對前一條管道的認可程度，遠遠超過后一條。這是由于現在城市對鄉村的依存，主要體現在農村為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講，無組織而且源源不斷地進城打工的農民，恰是城市吸引外部資本的有利條件。當城市的發展主要依賴外部資金的時候，它就不再在乎跟農民直接交易得到的那點利益，第二條管道則更加被忽視。而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講，進城打工的農民對市容和秩序造成損害，顯然要小于進城攤販。

　　這樣一來，那些進城擺攤的農民就倒霉了，無論何時何地，被驅趕成了他們無法擺脫的宿命。即使那些比較仁慈或者貪戀農民交易利益的城市，也往往不尊重市場交易的“自生自發秩序”，非要強行加以干預，借助行政手段將農民強行趕進政府指定的場所，實際上是極大地惡化了進城擺攤農民的生存環境，或者將本來有固定場所交易的農民，逼成“游擊隊”。

　　無疑，農民是不可能放棄跟城里人直接交易這種管道的。盡管攤販的交易在城市經濟中未必占多少份額，但對于從事這個行當的農民來說，卻是他們生存或者發展的最佳甚至是惟一途徑，這就是為什么多少人三輪車被沒收一次再買一輛，沒收一次再買一輛的緣故。

　　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強的人群，解決所謂的“三農”問題，與其給他們從外部輸血，減免稅收，倒不如疏通他們與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條管道給他們，讓他們有機會跟城里人交易，在他們和城里人自發形成的市場上，多一點服務，少一點限制，也不要把為他們提供衛生、檢疫、法律諸方面的服務，變成管、卡、壓的勒索。當我們還沒有完全打破城鄉二元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時候，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在中央號召搞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要給農民一點機會，至少，在農民自己找到機會的時候，不要為了城市的臉面，急于扼殺之。

　　歷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其實只要給他們機會，僅僅是一種跟城里人相當的機會，他們是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過自己狀況的改善，從根本上改善著整個國家的狀況。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原標題為：給農民留條交易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