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燕綏，女，比利時根特大學法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 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勞動關系與勞動法、社會保障(企業年金、醫療保險和員工福利等)。有數部中英文個人專著和數十篇較有影響的論文，已經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論框架和基礎，如《勞動法與社會保障國際比較》、《中國社會保障立法》(英文)，《社會保險法》、《企業年金理論與實務》等。

　　7月24日-7月3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楊燕綏。----編者按

    談規范的靈活用工和靈活就業  7月27日  星期四

    文/楊燕綏

　　向讀者介紹《靈活用工和彈性就業機制》一書

　　一個真實的故事

　　1994年，當作者初到比利時根特大學法學院開始學習時，同室工作的助教們與教授(大學授權)之間簽有1/5勞動合同，甚至1/10勞動合同。具有1/10勞動合同的助教每周工作半天，是教授的文獻整理助手，她另外還簽有兩份合同，一份是與律師事務所的1/5勞動合同；她給自己留4/10時間學習西班牙語。然而，她的兩個老板不僅分別支付她的工資，而且分攤她的社會保險繳費。一個國立大學的教授可以用學校提供的2個助教的費用靈活聘用多人，而這位簽訂1/10勞動合同的助教十分愜意自己的職業安排。從那時起，筆者意識到中國人應當告別20世紀的就業觀，建立21世紀的就業觀。

　　就業國情報告：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呈三股勞動力大軍凸顯的局面，……

　　第一是再就業群體。由于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進而事業單位改革，需要繼續解決冗員問題；他們構成中國再就業的勞動力大軍。

　　第二是新生就業群體。首次《中國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在2005年5月23日公布。本次調查由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聯合進行，共選取7000個青年樣本和220個企業樣本，調查對象為15歲至29歲的青年以及他們的雇主。本次調查顯示，15歲至29歲的中國青年總體失業率9%，高于中國目前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他們構成中國新生勞動力待業大軍。

　　第三是農民工群體。2004年4月，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國際勞工組織共同舉辦的“中國就業論壇”上，《中國就業議程》坦言：據估計，1／3的農村勞動力都存在就業不足的問題。 這份報告說，2000年以來，在約1.5億就業不足的農民工中，每年有800萬成為“流動”民工，在城鎮非正規經濟領域中尋找就業機會。他們構成中國農民工尋業大軍。

　　作者的思考

　　觀察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用工制度的變化以后作者發現：面對生產工具的變革和進步，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都在努力的改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上層建筑，以適應社會進步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導致經濟結構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用工制度和勞動關系也隨之出現“非全職 非全時 非典型”的靈活用工現象，有人將這種現象稱為非規范(非正規)用工或非規范就業。在經濟發達國家就這類現象進行規范時，在經濟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觀點認為，這類現象就屬于非規范就業，且無法規范；甚至，一些學者和他們的課題結論即建議政府“通過擴大非規范就業來促進就業” 。

　　在發展中國家中對用工新現象(靈活用工)的認識具有片面性，忽略了以下兩個問題：

　　1.如何計算和看待非規范就業對勞動者基本權益(不排除對用工單位)的損害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和社會問題；

　　2.如何利用剩余領域進行就業政策和法律的公共選擇；如果將規范與否視為勞動關系雙方的交易和談判的結果，那么，肯定存有合作與不合作的剩余領域，即在可規范和不可規范之間還有剩余領域，如何開發利用這個領域，在擴大就業和保護企業和職工利益之間找到均衡點。

　　無疑，靈活用工的出現是對勞動法和勞動力市場管制的挑戰，在挑戰未得出結果期間自然出現從“規范到非規范”的用工制度改革過程；如果期待在次出現從“非規范到規范”的結果，就需要對就業政策和勞動法進行改革，使其適應新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當然，這種改革在經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聯合國千禧年計劃《科學技術和創新》研究報告證明，近年來6%的增加就業來自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全球大多數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持高不下的失業率，中國出現的三股勞動力大軍造成的就業壓力，都是推動就業觀念變革和就業機制創新的動力。因此，在“就業概念、用工制度和就業機制”三個關系個人、單位和國家的基本問題上應當有些創新。并在此基礎上將目前和今后在用工和就業領域的靈活性概念化為——靈活用工，一個新的用工/就業制度安排，進而提出就業新概念和支持靈活用工的彈性就業機制，研究靈活用工規范化和促進就業之間的關系。從而針對中國國情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1.基于新的就業定義，可否從“地下勞動力市場”釋放出就業率；

　　2.基于靈活用工概念，企業在提高經濟效益和勞動者在合理安排工作與生活關系的同時，可否釋放出就業崗位，由此擴大就業。

　　在中國，由于相關政策和法律對勞動力交易“成本解壓不足，設置障礙有余”，用工單位和勞動者繞道而行的情況很普遍，一方面，靈活用工與非規范用工并行和迅速發展；另一方面，企業用工制度剛性化，一談靈活用工即擔心失控，企業擔心對職工失控，政府擔心對企業失控。《靈活用工和彈性就業機制》 一書吸收了目前中國社會中關于“靈活就業”和“彈性就業”問題討論中有價值的東西，經過梳理和提升后回饋社會一個操作靈活用工的“用工因子圖”，和促進靈活用工的“彈性就業機制”設計，意在解決“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的問題，以推動用工制度改革和促進就業，為中國減少失業和促進就業尋找可行的途徑。

　　本書的貢獻在于將現代勞動力交易，以及反映在用工制度和就業制度上的靈活性，概念化為靈活用工，并嘗試性地探討靈活用工的內容和方法，進而提出支持靈活用工的彈性就業機制。這些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有利于促進企業用工制度改革，向“靈活而不失控”的階段發展；也有利于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向“放權而不失控”的階段發展。

　　一句話，作者想告訴讀者，規范的靈活用工和靈活就業代表勞動力市場的進步趨勢，代表先進生產力，可以實現馬克思的語言，勞動者是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