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免除農業稅后本應減輕的農民負擔，在一些地方卻呈現反彈勢頭，個別地方問題還相當嚴重。在安徽無為縣，2005年六店鄉政府以紅頭文件形式向各村下達包括農業開發項目費、以資代勞費、圩區抗災費和村村通資金共4項“公共性財貿任務”。六店鄉全鄉合計農民負擔任務達324萬元之多，絕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負擔。(見《中國青年報》7月14日)

　　后農業稅時代，農民負擔本應減輕，但是卻加重了，原因何在？專家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我國農民權益受損的制度根源。筆者以為，政府自利性是后農業稅時代農民權益流失的重要因素。

　　政策應該是致力于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不是僅僅為少數人、少數集團的特殊利益服務。正因為如此，中央作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決定。但由于政府的壟斷性、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內部性等因素的存在，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容易偏離自己應有的軌道，出現利益上的偏差，導致損害公眾利益行為的出現。首先，地方政府各職能部門的自利性。政府職能部門作為利益共同體，是其成員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從本質上來說，地方政府職能部門是為公眾服務的，而不是用來為私人或者個別的利益集團服務，但是在目前的某些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存在不同程度的權力蛻變和異化，各職能部門為了和其他的部門爭取利益，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表現出來的是不協作或者推脫。其次，政府職能部門的自利。長期以來，政府的“條條”出于部門利益與作為“塊塊”的地方政府間常常出現摩擦。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執法權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權力蛻變和異化，把執法過程變成實現經濟收入以滿足部門利益的過程，而政府職能部門執法的本質就是服務，為公眾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服務性的“公共物品”，而絕對不是為私人或個別利益集團謀取私利。最后，政府官員的自利。政府官員直接擁有的行政權力的自發擴張和自由裁量權的客觀存在，為其自利的擴張和實現提供了空間。筆者以為，農民權益流失與政府自利性密不可分。

　　公共政策的目標和任務是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這是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的基本通則之一。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公共政策質量的提升必須以公共利益導向為保證，克服政府自身的自利性。地方政府適度的、恰當的利益追求是促進政策順利實施的動力，而不恰當的利益追求、過分地強調自我利益，則會導致政策的失效。克服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首先要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上界定地方政府自利的合理范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系的合理界定，能夠使地方政府滿足自利采取合理的途徑，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的放權和收權憑借的是中央的意志，而且沒有固定的規律，這種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爭利，當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寬松時，地方政府也盡可能地爭奪權力，進而實現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系的主要方法，是用法律規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而不是在放權與收權之間無規律地運動。第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地方政府的不合理自利之所以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活動過程不公開，政府暗箱操作，很少讓相對方參與。實行政務公開有利于控制政府的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