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拾

　　我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就業高峰。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共同發布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顯示，我國2006年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數量達1400萬人。在新增的勞動力供給中，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畢業生總數為2001年的3倍多。據教育部統計，大學畢業生待業人數呈逐年增長態勢：2001年34萬人，2002年37萬人，2003年52萬人，2004年69萬人，2005年達到了79萬人；2006年預計接近百萬大關。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狀況日益嚴峻。作為知識階層的大學生是否在我國已經供過于求？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在哪里？

　　大學生就業難并不說明我國的大學生供過于求

　　其實，目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只是社會的表象。從根本上說，我國的大學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關于這一點，只要作一些簡單的數據類比就足夠說明問題。

　　第一，從高校的毛入學率看，我國的大學生并不多。目前我國高校的毛入學率是19％，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世界教育報告》，1994年，西方國家的高校毛入學率均已超過了30％，其中法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芬蘭、新西蘭、挪威7個國家超過了50％。但是這些國家并沒有因為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或普及化階段而帶來大規模的大學生失業。

　　第二，從每10萬居民中大學生數看，我國的大學生并不多。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我國教育部的統計，1996年，每10萬居民中的高校學生人數，西方國家已普遍超過3000人，其中，加拿大為5997人，美國5339人，韓國5609人；當時的國際平均水平為2000人。而我國到2000年也才只有723人，即使經過大規模擴招，目前也僅達到2000人的水平，仍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從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專業技術人員總量的比例看，我國的大學生并不多。據統計，到2001年，我國專業技術人員總量為3877萬人，僅占從業人員的5．5％，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3－1／4；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僅占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17．5％，高級人才僅占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5．5％。到2005年，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總量雖然達到4200萬人左右，但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和高級人才占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比例并未得到明顯提高。

　　第四，從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占全部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看，我國的大學生并不多�，F今大多數國家的專業技術人員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企業工作，譬如在美國，企業中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占其專業技術人員總量的80％，而我國在企業工作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還不到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40％，從事直接技術創新的企業和部門普遍缺少所需人才。

　　以上情況說明，我國大學生總量上并不供過于求，解決企業人才缺口的主要辦法仍是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

　　企業硬制度環境筑起了企業公平生存與發展的外部壁壘，嚴重掣肘了企業對勞動力特別是作為高素質人才的大學生的吸納力

　　何謂企業硬制度環境？即企業生存與發展中所涉及的外部剛性規則，譬如約束企業的文本性法律法規、行政規制、方針政策，象征權力的紅頭文件，行政執法部門所具有的針對企業的自由裁量權等等。

　　從市場經濟國家解決就業問題的一般規律看，非公有制企業是勞動力從業的主要載體。我國作為一個轉型國家，公有制經濟依然是社會經濟的主體。雖然憲法明確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非公有制經濟仍然是處于公有制經濟之下的較低等級經濟主體，國家在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對其進行“引導”并“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目前在我國，不僅涉及公民財產權利保護的《物權法》和破除經濟和行政壟斷的《反壟斷法》等有利于公民創業和民營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正式規則遲遲不能出臺，而且法律法規、行政規制、方針政策、紅頭文件和各類自由裁量權等仍對非公有制經濟形成特別限制甚至歧視，并構成了企業公平生存與發展的外部壁壘和硬制度環境，從而嚴重掣肘了企業對勞動力特別是作為高素質人才的大學生的吸納力，造成了大學生就業難。其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營企業面臨進入傳統壟斷經濟領域的巨大障礙。譬如，現在的金融、煙草、電信、電力、鐵路、航空、石油等10多個傳統壟斷行業基本上將民營企業擋在門外。據估計，如果放開這些壟斷行業，至少可以為社會提供2000萬個增量就業機會，其中，僅金融業的多元化發展就可以逐步新增1000萬個以上的知識型勞動崗位，容納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管理類大學生的就業增量。

　　第二，民營企業面臨社會事業服務領域的巨大進入障礙。目前，如果允許民營企業公平進入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服務領域，其創造的增量就業機會將超過3000萬個。

　　第三，民營企業面臨在競爭性行業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民營企業不僅在汽車、鋼鐵、礦業等重要競爭性行業的發展受到種種約束，而且在一般競爭性行業的經營環境也大大遜于公有制企業，其主要表現是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和行政社會干預。如果民營企業在競爭性領域能夠公平地享受到與公有制企業同等的制度環境，人們創業和經營企業的動力將得到大大提升，僅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每年就可以新增就業崗位1000萬個以上。

　　企業軟制度環境既耗散了人們的創業激情又銷蝕企業的生命力，嚴重掣肘了企業對勞動力特別是作為高素質人才的大學生的吸納力

　　企業軟制度環境主要是企業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傳統習慣、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等等非正式規則所構成的意識形態氛圍�，F實表明，我國的軟制度環境具有嚴重的時代滯后性，并先天性地構成了對企業的滲透性約束，既耗散了人們的創業激情，又銷蝕了企業的生命力。

　　第一，官本位的社會等級觀念將擔負社會財富創造功能的企業勞動者劃入較低等級，使社會優秀人才不是流向企業，而是向著并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行政事業單位集中。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截至2001年底，全國有各級各類干部4051萬人，其中機關占17．11％；事業單位占52．1％；企業單位占30．8％。目前，在全國3089．3萬名的專業技術人才中，國有企事業單位達2186．0萬人，占全國專業技術人才總數的70．76％。這就是說，全國70％以上的專業技術人才主要分布在國有企事業單位。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無疑是官本位的觀念，因為只有在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才有所謂的體制內干部級別，民營單位是無級別可言的。在現行體制下，一個人要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官位等級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因此，官職及政治待遇成了人才流向的坐標。關于這一點，可以在各級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方面得到印證。譬如，為吸引留學生回國，《2002～2005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綱要》就規定了以官位吸引和使用人才條款。2004年，黑龍江、甘肅等省份在引進博士后時，明確規定給予正處級待遇。這種政策導向，更加大了民營單位人才匱缺的程度。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第六次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私營企業經營者中有大學學歷的人數僅為14．16％，大大低于國有企業的水平。缺乏優秀的人才，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了根本制約，其對一般勞動者和大學生的吸納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長期的抑商傳統思想不但造成了各次產業間社會財富分配的失衡，使就業吸納力強的商貿服務領域長期處于抑制狀態，而且造成了社會對商人的偏見，使商人不是更多地將增量財富投資于實業，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消費和積累。目前，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仍然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48％，第三產業僅為30％。而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就是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超過60％，農業就業人口降到20％以下�，F代發達國家在第三產業中的就業比重已經高達60％－80％�？梢韵胂�，在一個抑商的社會怎么能使商業吸納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呢？

　　第三，公有制情結使國家積累起來的大量的國民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既效率低下又缺乏吸納勞動力能力的國有企事業單位，而能夠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既沒有國家的正規投入，也沒有正規的融資渠道，其發展過程長期處于營養不良狀態。據統計，1990－2004年我國私人投資在整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公有制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則占到了85％以上；從增長速度上看，私人投資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下期也明顯下降了，而公有制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近年來卻有進一步加快的趨勢。譬如，2000年國有經濟領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3．5％，2001年升至6．7％�� ２００３年躍至１４．７％，２００４年則達到了１５．５％。與此相反，公有領域的就業卻沒有隨著投資的增長而成比例的增加。譬如，國有單位就業人數自１９９５年以來就呈現出逐年減少的態勢，１９９５年為１０９５５萬人，２００４年減至６７１０萬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鎮私營企業就業人數逐年快速增長。譬如，２０００年城鎮私營企業就業人數為１２６８萬人，２００４年則達到了２９９４萬人，４年翻了一番多。

　　實踐已經證明，民營企業具有很強的就業吸納力，但由于社會的公有制情結，更多的資金還是優先投入了公有制單位。顯然，在人們充滿了對公有單位無限幻想的情結下，社會資源將很難配置到社會所亟需的領域，大學生乃至其他勞動者的就業難也在所難免。

　　以上分析說明，如果國家能夠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硬制度環境和軟制度環境，不但每年５００－６００萬的大學畢業生就業不成問題，就是城鎮其他新增勞動力就業和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也將不成問題。

　　（作者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