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凱

　　當前，我國人民幣價格依然在價格觀念和市場慣性中停留在對美元價格敏感的上漲或下跌之中。但實際上我國匯率機制已經從單一盯住美元轉變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機制的完善、嫻熟在改革、改進之中，而市場依然過多關注人民幣對美元的敏感漲跌，加之美元本身價格變數存在，人民幣的壓力似乎在增加。市場或許忽略了一點，即今年年初以來，我國人民幣多元組合的價格已經顯現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效果，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但人民幣兌歐元和日元等貨幣是下跌，對美元的敏感性逐漸在縮小。因此，對當前人民幣價格趨勢的分析和預期應該綜合短期因素和長期背景和現實，綜合分析預期。

　　匯率變化的經濟基礎因素何在

　　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無論經濟基礎、金融規模或市場嫻熟性是無法與發達國家，特別是與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相比擬。如果一國貨幣價值超出自身實力，強硬接受國外要求改變，前景必將是慘痛的，日本的前車之鑒教訓是十分值得深思的，更何況我國目前的狀況與當年日本有巨大的差異——一個是發達國家，一個是發展中國家，日本不能承受，難道我國可以承受嗎？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金融環境看，有三點是個人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結構與貿易結構改善的效率需要加快。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改革處于關鍵時期，不同領域、產業、行業的協調、有序發展面臨新的考驗和政策指引，經濟發展前景和當前狀況存有自身不確定的影響，我們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不得已而延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經濟模式和金融架構，使我國經濟機遇與問題明顯的表露在世界面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或許有時更多來自外部因素推進，缺少內部自發經濟基本因素促進，更嚴重逆向國際趨勢而行：與全球通脹壓力應對反比的我國通縮的憂慮；全球利率普遍上升中，我國低利率或利率不變預期的反向運行態勢；全球服務業擴張態勢，與我國制造業擴張態勢反向運行等等，這不僅將不利于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主動參與和應對，并且必將帶來巨大的壓力與風險。

　　長期以來，我們貿易數量大于質量的局面沒有太大的改觀。我國貿易結構和實力缺少基礎，貿易順差并非代表貿易利潤，

人民幣升值后一些企業利潤下降30%的事實表明，我國貿易中的加工型和轉口型貿易存有低質量大的扭曲結構問題，我國一些企業或產品開始大量遇到貿易壁壘、貿易制裁或貿易保護主義的傷害。因此，我們需要用效率和智慧解決這類問題，以現有體制背景的條件解決貿易質量和利潤，以新的管理和考核模式促進和實現貿易結構的有效改變。

　　第二，金融改革與國內市場交錯的匹配需要綜合。

　　比較突出的表現在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與原有股份制銀行改革有脫節或缺少綜合配套改革戰略與策略的考慮。從美國相對成功的經濟金融發展經驗，以及日本已經開始改變并有所起色的經濟復蘇和金融效率看，兩者對于股市發展規模和效率的重視和改觀，是其經濟和金融強大或反轉的重要經驗教訓；甚至包括目前經濟轉軌國家的東歐股市也處于高漲上行，并且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和市場有較大的推進作用。因此，我國金融改革需要有戰略意識和配套工程，不要忽視實質問題，采取單邊解決問題的手段，這樣并非利于均衡、科學發展思路。

　　當前我國

人民幣匯率機制完善健全是核心，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模式并非可以脫離股市“單腿”行進，其中包括銀行改革也不能脫離國內市場而在海外“獨臂”揮舞。我們似乎需要對單純依靠海外上市的國有銀行注資和改革路徑加以反思或有所調整，其中包括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平衡國內外資本在銀行改革中的作用，應充分利用銀行改革契機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防止銀行業改革由合理利用外資演變為被外資控制的外資化傾向，從國家金融安全角度慎重看待外資參股問題，因為我們銀行業的基礎還有脆弱性，外資的嫻熟技術或實力規模是無法與我國相提并論的。

　　第三，行政體制與市場效率交替的意識需要改觀。

　　目前我國市場化的改革、創新和發展依然具有明顯的官本位行政色彩，無論國有銀行或企業股份制改革，或資本市場股權分制改革，或經濟金融理念或實踐改革，都存有明顯的政府色彩獨斷性或壟斷性，這不僅影響市場化手段、產品或效率的體現，而且有時也使行政體制與市場效率處于低水平、低素質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金融改革的效率，浪費著改革的時間或精力，這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面對，并有效解決和改正，否則面對2006年的入世全面開放，我們的金融壓力或風險是不可輕視的。

　　人民幣長遠戰略的國際背景

　　基于我國與美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戰略與全球化策略的差別，似乎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美國再度打壓人民幣問題的核心所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進展的博弈，而短期與國際政治因素、國別關系有關聯。

　　焦點在于美國整體利益與我國實際狀況的反差條件。我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方向的需求，但或許有違于美國對我國人民幣的意愿和政策。美國處于自身利益需求，期望我國人民幣加快市場化的進展，不斷以市場需求確定價格，但是美國忽視了我國國情的實際狀況，在我國經濟實力和市場資源尚未達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和階段時，美國對我國人民幣“過高”要求。從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際效果看，美國經濟利益和損失并存，對我國則是利弊各異，相對有些行業則或許是弊大于利。

　　以下幾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人民幣升值后的美國和我國利益狀況：首先除去國際石油因素，2005年我國整個制造業利潤增幅，已由一年前的60%下降到目前的10%以上，制造業利潤下降，不僅造成了70%行業的邊際收益率減少，同時也導致這些行業減少投資沖動；另外央行上海總部2005年12月份對部分具有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性企業問卷調查顯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企業利潤下降較為明顯，2005年一些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46.3%，抽樣調查中有55家企業盈利，有15家企業虧損，其中有11家企業由上年盈利轉為虧損，但出口量較大的紡織服裝業利潤下降特別明顯，相當部分紡織服裝企業利潤同比下降超過50%。其次是我國

商務部統計顯示，我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凈值占我國貿易順差的83%，也就是說我國貿易順差大多是外商投資企業促成，而非我國實質貿易的增長。最后我國貿易順差并非等于貿易利潤，美國雖然存在嚴重貿易逆差，但其從全球貿易獲取巨大貿易利潤，美元貶值全球緊張性就表明美國貿易狀況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強烈關注我國人民幣問題的基礎依然在于自身經濟利益和戰略意圖的考慮，無疑違背了我國實際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值得我國理性應對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