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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繼學
牽動各個經濟階層敏感神經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拉開了序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重新界定各個經濟階層在經濟成果的大盤子中的分利比例，在“大蛋糕”中各自占有多大的份額。一種共識漸出水面：以“調高、擴中、保低”為主線，涵蓋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對分配秩序的規(guī)范整頓。此間，不同利益集團都在爭相表演，訴求自己的觀點主張。幾乎沒
有那個階層會滿意現狀，人心不足蛇吞象，胃大口大眼更大。就是掌控中國八成新增利潤的五大壟斷行業(yè)的人，盡管其中一個抄電表工年薪都拿到了10萬，他們中誰又對自己的荷包心滿意足了？各個階層都希望通過這次改革，調高自己的收入分配份額，更多地享受經濟發(fā)展的成果。于是，都在那自說自話，各論各理。
分利顯真心。在這個十分關鍵的時候，弱勢群體就顯現出來其弱勢本性了。
有人說，“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做大’中等收入”。(中華工商時報 2006-7-5)因為在他們看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點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數量，增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會人群中的比重，讓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在社會人口中的比例壓縮到最小。這樣，至少在統(tǒng)計學的意義上，可以得到收入差距較為理想的結果。真是妙語連珠！撇開中國是不是終究能走成這條路不說，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或許是誘人的前景。可是為什么不告訴人們，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在西歐，在北美，它的時間長度是幾代人熬過的歲月。那末有幾代人注定就要為日后中產階級的形成做出犧牲嗎？稍加思索還會發(fā)現，龐大的中產階級，是以同樣龐大的經濟基礎為支撐的。收入上的中產，是以資源占有的中產為根基的。想要提到龐大的中產級數，以為調節(jié)分配就可以實現，恰似說吃飽肚子原來是最后一口菜、最后一口飯。為中等收入層搖旗吶喊的聲音不絕于耳，其分貝數也不算小。有的人甚至急匆匆地出來喝道：“收入分配改革別拿‘中產’開刀”(每日經濟新聞 2006年7月7日)。神經似乎也脆弱了點，誰說要放“中產”血來著，莫非“中產”們虛驚一場，抑或弄戲作場？
有人說，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濟貧而非抑富。(東方早報社評 2006年7月12日)此番改革，中央定調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jié)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難道從這個基調可以詮釋出抑富濟貧？其實，在中國富裕階層的主體并不在工薪階層，一如國際范圍內的“打工皇帝”，年薪動輒成千上億，這在國內實屬鳳毛靈角。他們實際上一批靠資本發(fā)財致富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是通過資本贏利而累積財富的人。顯然，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初次分配并未涵蓋他們。在再次分配中，政府可能會通過稅賦政策對富人進行收入調節(jié)。初次分配沒有抑富，再次分配至多也只是調節(jié)而已。前者決定大數，后者決定小數。所以實在用不著為富人操心，怕抑著他們了。還有一部分富人，即各類明星，諸如藝術明星、文化明星、體育明星、娛樂明星以及網絡明星。他們是特殊資本的擁有者，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決定的，收入政策難以控制。在再次分配中，我們也只能通過稅收之類的手段進行調節(jié)。我想，擔心會抑富者決非是指這類人吧？財富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它本身就包含著規(guī)避風險、趨利避害功能，特別是在權力資本參預運作的環(huán)境中，富人在整體上是決吃不了虧的。回頭再說“濟貧”，這那里是什么“濟”，是將原本就應屬于現在低收入層的那些利益公正地給回他們。收入分配改革中各自份額地確定，是以各自在社會生產中的實際貢獻為依據的，這不是扶貧。
真應了那句話：有錢有勢。有錢了，不僅自己帶風帶勢，而且錢本身可以造威造勢。權力資本造成的壓力集團，會通過各種不明渠道，導致要不令經濟政策的制訂兌水，要不令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走偏。遠的不說，論證了那么久的遺產稅，在吊足了世人的胃口之后，似乎已經箭在弦上，卻無疾而終，無限期推遲。從社會現象層面看，許多人為富人獻計獻策還是十分賣力的，而且有時比有錢有勢人自己還想得周到，來得火爆。
富人有人代言了，“中產”也有人說話了，為什么此間低收入的窮人沒有人出來如同那兩類代言者一樣大聲吶喊，奔走呼號？誰都知道，中國基尼系數已經跨越國際警戒線，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勞動者之間分配不公，農民工收入過低，農村貧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貧民，低收入層、廣大農民的社保成為一大難關，低收入層遠未公平分享經濟改革與發(fā)展成果。“窮人的窮問題”，已經成為嚴重困擾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重大瓶頸，成為深入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
沒有辦法，商業(yè)社會經常都是這么勢利。冷靜地思考會你會發(fā)現，這種不同利益階層的訴求、吶喊、宣傳與感染的出現與存在，又是合理的。每一個經濟階層，作為在社會生產中承擔財富創(chuàng)造職能的生產要素的人格化者，投入了，在經濟成果中就必然要有報償。每一方都有權參預分配，都有權爭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末就可理解，此次改革為什么每一方參預國民收入“大蛋糕”分配者，都會強調在過去的年代中未能獲得與其付出相應的回報，都企求在新的分配方案中自己的份額要擴大。在一個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中，各方博弈行為都是正常的。只要不違法，他們愛怎么折騰就會怎么折騰，只要政策制訂中能向自身傾斜就行。經濟政策正是在這種爭益與讓步中漸行漸近，而且唯如此其政策其方案方才有生命力，才有歷史存在權。世界經濟史一再證明，通過各方經濟力量較量、讓步而達成共識后形成的經濟政策，會大大減少政策執(zhí)行風險，會大大提高經濟和諧程度。那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為富人說話并一定不可恥(但也不光榮)，為窮人代言也不一定就高尚業(yè)(但也不低下)。選擇為誰代言，可以是一種理念取向，也可以是一種趨利取向。我知道，在德國就有兩類經濟學家，一類是為專為富人搖唇鼓舌的，一類專為是為工人爭取權益。但是，站在不同的坐標上講話還是有差別的，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本身有一個立場問題，它遠不像有的經濟學者所說的那樣，經濟學宛如自然科學追求真理那樣，與自己的立足點無關，與自己的利益無關。
面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次改革進程中經濟利益的直接對話，一次分切“大蛋糕”中你多我少的現實較量，必須要有人站出來為“窮人的窮問題”疾呼、吶喊與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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