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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對于年收入12萬以上的“富人”們來說，他們即將面臨空前嚴格的個稅監控。上周，國稅總局司級官員在為上海財稅系統所作的一次報告中透露，近期將出臺高收入者個稅自行申報操作辦法。(見《21世紀經濟報道》7月11日)
自1980年個稅開征以來，客觀地說，全國累計的個人所得稅收入為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及調節個人收入、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按個人所得稅的立法宗旨，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高收入者多納稅，中低收入者少納或者不納稅，而現實情況卻正好相反。處于中間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工資薪金的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的46.4%；應作為個人所得稅繳納主要群體的上層階層即富人群體，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只占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的5%左右。
正因為如此，一種說法廣為流傳，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是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機制。但是對富人進行嚴格的個稅監控真的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嗎？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疑問。首先，對年收入12萬以上的“富人”之說，在當下社會背景——主要是中產階層脆弱的前提下，恐怕難以得到認同。因為脆弱、“易碎”、缺乏身份認同已經與中產階層如影隨形。其次，個人所得稅并無“高收入納稅人”和“低收入納稅人”之分，“高收入納稅人”并非特殊的納稅階層。最后，想搞清楚誰是真正的“富人”并不容易。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收入分配渠道不規范，金融系統發展滯后，導致現實生活中個人收入的貨幣化程度較低，現金交易頻繁，并產生大量的隱形收入、灰色收入。一個常識是，現在浮在表面的有錢人，比如正被稅務部門重點監控的私營企業主和演藝明星，充其量只是有錢人的冰山一角。很多自稱有錢的人實際上并不是很有錢，很多實際很有錢的人卻從來不敢說自己有錢。
不過，筆者并不否認對所謂的“富人”個稅進行嚴控的積極意義，只是想指出，理順政府和公民的關系才是規范稅收關系的前提乃至根本。眾所周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和公民之間的稅收關系是一種契約和服務關系。如果沒有合作信賴的稅收征納關系，不能提高公民對個人所得稅的認可程度，不能為公民提供良好、便捷的稅收服務，那么再嚴厲的控制，也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美國建國初期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曾說過，人一生下來有兩件事情是無法避免的，一是死亡，二是納稅。但是再嚴格的稅制也不可能沒有漏洞，再嚴格的征管也不可能沒有“死角”，納稅人依法納稅的觀念再強也不可能沒有減輕稅負的動機，國家依法保護的是公民的合法收入，對偷逃漏稅行為，不論是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都應有效打擊，鼓勵公民合法納稅。
那么，理順政府和公民關系的關鍵在那里呢？筆者以為，改變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現象才是關鍵。首先是改變工薪層與高收入階層間存在著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現象。就是所說的對“富人”進行嚴控。其次是改變在納稅人與政府的關系上存在的權力與義務不對等現象。經濟學把稅收理解成“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意思是說，政府收了稅，就必須為納稅人提供各種服務。如果交完稅之后，對怎么花這些稅款毫無發言權，甚至被貪官污吏們揮霍浪費時，納稅人也無權置喙，那么，公眾納稅的自覺性自然無法提高。公民有交稅的義務，也有監督政府如何使用這些錢的權力；國家有收稅的特權，但也有為納稅人服務并接受監督的義務。只有如此，社會機制才能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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