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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俠
經濟學家鐘偉教授最近撰文：對于長期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員來說，求真是第一要務。研究人員應該盡其所能講實話，至于說實話的結果，官員、企業家或者百姓是否愛聽，則不在他的考慮之列。經濟學者應該替百姓說話嗎？很遺憾，這不是從事經濟研究人員必然的義務或者使命。(《廣州日報》6月26日)
鐘教授的文章標題很有一些吊詭意味，直接暗示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價值取向：經濟學者沒有必要替百姓說話。經濟學家替誰說話本是個人選擇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但類似“經濟學家不該替百姓說話”這種徘徊于世俗與道義之間的經濟學獨白，卻不能讓人接受。
鐘教授的立論很有些新意。以往大多經濟學家的立論多從理性切入，然而由于理性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尋常百姓也有理性，因而說服力并不強。這次鐘教授從求真入手，可謂武器先進，普羅大眾又有幾個人知道如何求真呢？筆者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認識論時曾說，除了眾所周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外，至少從哲學上，還有六種判別真假的方式。即便這樣，也不能保證知識必然為真。把經濟學定義為求真，至少有兩個好處：其一，求真通常是自然科學的目的，如果經濟學的目標也定位為求真，那么，其價值是中立的。對于民生的艱難，經濟學沒有責任和義務；其二，既然是科學，就要用科學的方法，采用實證路線。而這里的實證，也是殘缺不全的實證概念，主要是對數據的分析，至于真實的生活是怎樣，與實證分析無關。暫且不論實證主義的方法遭到了多么嚴厲地批評，這種方法本身就很有些鄭人買履的意味：我只相信數據，不相信自己的腳。
在市場經濟中，采取世俗的論證策略，是非常理性的表現。因為任何理性的人，在市場中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相反，那些堅持道義的言說，反而顯得非常不理性。因為堅持道義，往往導致個人利益的受損。然而，人類歷史的進步，恰恰是用道義的筆寫就，而不是靠世俗的獻媚與討好。對此，我想到前不久剛剛去世的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他一生都在對社會不公進行不懈的批判。人們對他的熱愛，出于道義的言說的力量。老加同志曾說：在現代社會中，最容易產生假象甚至是謊言，莫過于工作一詞的使用，它對某些人而言是抑郁、痛苦、受到歧視的，對另一些人而言卻是愉快的、有社會地位和高報酬的事。那些工作愉快、收入高的人，一再強調他們的“勤奮工作”，藉以掩飾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對于鐘教授這樣的在數家著名機構兼職的精英，工作當然是非常愉快的。房價、教育、醫療對于這些精英來說，都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他們感受不到民生疾苦，也沒有必要替百姓說話，只需在書房里憑借數字模型求真就行。果真如此嗎？
坦率地講，時下的有些經濟學獨白，頗有些玩笑與反諷的意味，因為它被抽去了最重要的對人類與社會的道德關愛，反而美其名曰：經濟學科學化。然而，由于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巨大差別，這種所謂的科學化運動，已經讓經濟學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加上，社會的劇烈轉型，個別經濟學家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風塵仆仆地穿梭于權貴之間，他們的獨白，已經失去了表達苦難與不公的道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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