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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里埋
北京大學的李玲教授近日發表了對江蘇省宿遷“賣光式”醫改的調研報告。她得出的結論是：宿遷醫改“違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看病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反而加重”，潛在醫療衛生問題“令人擔憂”。(《中國青年報》6月22日、23日)顯然，李玲教授給宿遷醫改下的“診斷書”是失敗二字。
盡管這是李教授花費了大量人力財力，身體力行進行實地調研的結果，然而我仍然要說，她對宿遷醫改的評價，有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自始至終都戴著“有色眼鏡”。
實際上，李玲教授對于醫療市場化的所謂“美國模式”，歷來是反對的。她在多種場合呼吁，主張我國實行政府主導型的醫療體制。她一直認為：由政府主導的醫療衛生體制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上，要比由市場主導的體制好；而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醫療衛生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醫療衛生資源。可想而知，這樣一位對醫療市場化“深惡痛絕”的經濟學家，去調研“賣光式”的宿遷醫改，能得出怎樣的結論？
即便這樣，李玲教授也不得不承認宿遷“比較激進的醫改方式”取得了成績，然而她筆鋒一轉又堅稱：老百姓所承擔的醫療負擔“越來越重”，因為公共衛生發展和“看病貴”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這里面，有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指望通過宿遷醫改就“畢其功于一役”。而“老百姓醫療負擔加重”的結論本身，也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
李玲教授的理由是：人均門診費用、住院費用下降，而醫院數量、收入卻迅速增加，那么醫療需求一定大幅度地持續增長；但宿遷相對封閉，醫療需求不可能大幅度增長。李玲教授于是迷惑不解：醫療費用到底是貴了還是便宜了？
其實，要解開李玲教授心中的“歌德巴赫猜想”，非常簡單。因為恰恰是醫療費用降低了，讓以前太多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可以到醫院看病了，于是，醫院業務量突飛猛進，醫院收入出現增長。根據2003年的調查，中國城鄉居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目前是48.9%；而農民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達到75.4%。多少農民是病死在家里，而不是醫院里！李教授應該計算一下，這些潛在的醫療需求是多大。畢竟，理論是灰色的，專家們不能紙上談兵，而需要深入現實，否則會產生天大的誤會。
在我看來，要評價宿遷醫改的成敗，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縱向相比，老百姓是否比改革前獲得了更為便利、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盡管，“看病貴”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但是比起以前是否更為便宜；盡管，醫療設備向高端發展的現象嚴重，但是比起以前連小病也不敢進醫院，是否更令人欣慰；盡管，存在醫生誘導病人多做檢查和手術，“紅包”和“回扣”現象也以其他方式表現，但是比起以前所謂“公立醫院”一統天下的時候，類似的現象是增加還是減少……對于這些問題，自始至終，李玲教授并沒有拿出有說服力的調查數據，而只是一些表面現象的羅列。
醫院市場化只能解決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并不能解決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共投入問題。盡管目前宿遷的醫療公共投入相比從前，已經有明顯的提高，但由于政府歷史欠賬過多，仍然遠遠不夠。但這不是宿遷一個地級市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公共醫療投入不足和轉移支付不力的問題。
實際上，“醫療市場化”在中國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名詞，幾乎成了“看病難看病貴”的罪魁禍首，實在比竇娥還冤。因為中國以前根本就沒有過真正的“醫療市場化”，而只有醫療的“偽市場化”。即，在醫療資源的行政壟斷下，政府與“公立醫院”的利益糾纏不清，有效的市場競爭根本就沒有展開。再加上，政府公共投入過低，醫療資源總體不足，且在區域間分配不公。這才是“看病難、看病貴”的真正根源。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所謂市場化的“美國模式”或者高福利的“北歐模式”，都是十足的偽問題。公允地說，宿遷醫改拋開了這個毫無現實意義的路線之爭，而提供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改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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