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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知名財經觀察員,多家媒體專欄作者、特約評論員。側重關注國民經濟與民營企業。
美州銀行的第五任總裁，阿馬迪·賈尼尼的女兒克雷亞(1952-1975年繼任總裁)曾在《洛杉磯時報》上說，“所謂銀行的人性，是仰賴銀行業者與大眾間親密接觸而產生的相互依賴。”
中國國內的銀行現在正遭受著一場“信賴危機”———原本就引起廣泛爭議的四大銀行跨行查詢收費問題因為廣東惠州兩名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和陳雪英聯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的《關于對跨行查詢收費需聽證的建議》而再掀波瀾。
基于中國特殊的金融語境，銀行收費聽證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規是明顯偏向銀行的，只要銀行認定、認可收費標準，就可以實施。另一方面，即使消費者與銀聯對簿公堂，也逃脫不了“凡聽必收”的宿命。
實際上，問題的關鍵在于，站出來請愿的，為什么偏偏是“平民代表”黃細花和陳雪英？
毫無疑問，行政部門站出來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銀聯與四大銀行是國企特性，本家之間怎么可能加以指責？普通民眾站出來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不是沒有人站出來，而是因為所有站出來的人從一開始就知道叫板銀聯注定無濟于事，只能讓自己一時出口惡氣罷了。
常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的經濟學者、專家們作為 “公共知識分子”或許是最有可能與銀聯“對著干”的，憑他們的“大家”身份與地位，一旦上了法庭，與銀聯分庭抗禮的場面必定顯現。然而，他們同樣再一次“集體失語”了。甚至連被稱為“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的易憲容，這一次也只是熱衷于“請專家研究一個中立的方案，然后由金融監管機構對收費標準進行核算”。
站出來的，只能是具有一定影響力、號召力與執行力的民間人士———比如黃細花和陳雪英。事實上，由全國人大常委對銀聯收費進行聽證的訴求內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事件本身帶給我們的啟蒙：當人們的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受到侵擾且由于自身話語權的缺失而無能為力時，可以通過訴求于人大代表上書請愿的方式尋求解決的通道。
這是一種與銀行等霸權主義者抗衡的“平民思維”，我習慣把上述作法稱為“有法理依據的平民經濟運動”，顯然，這是有別于情緒化或民粹主義傾向的權益維護方式。有法理的平民運動往往比行政部門的直接管制更有效，因為后者的管制可能以權力尋租為代價，而前者因有人大代表等“平民精神領袖”與“行動領袖”和巨大民意力量的支持而能從心理預期上給銀聯等市場上的強勢利益主體形成威懾力。
一起小事件，包蘊的卻是“平民挑戰威權”的大思維，也映射了中國公共事務決策與經濟政策民主化的民間訴求。當下中國缺少的，一是強勢利益群體的體恤與憐憫之心，二是平民利益群體的覺醒與抗爭之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后者即筆者所說的有法理的平民經濟運動，無異于市場經濟下政府調控與監管的有力補充與推動。它從“下源”出發，使得市場不法者不再像原先一樣有恃無恐，更使得廣大的普通民眾能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與自身福利形成一個長期的理性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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