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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5日《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同時發表社論，認為執法機構地位明晰乃是反壟斷法的關鍵。理由是：即使不反行政壟斷，而只反一般商業壟斷，如果沒有有效的反壟斷執行體系，則該法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在反壟斷領域，大量執行活動由具有行政性質的機構承擔。法律若不能對該機構的性質、權限、架構及其與其他部門的關系界定清晰，則該機構未來的運轉將面臨困難。更重要的是，未來將要設立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對某些企業來說，握有毀滅性的權力。按照法治原則，此類權力必得經過法律的明確授予，該機構才可行
使。
對此，本人認為，反壟斷不能冀望于確立哪個專門的反壟斷行政機構，否則，會形成事實上的法律問題行政化，不僅不利于反壟斷和中國的法治建設，反而會形成更為復雜的部門利益爭奪和“去法治化”的趨勢。尤其是對于需要大量反對行政壟斷的反壟斷領域，更是如此。
盡管我國在過去十幾年立法速度驚人，但是強調立法速度的代價之一是使得立法行為愈來愈泛行政化，行政立法成為基本趨勢，不僅立法過程通常由行政力量主導，而且在法律條文和法律設計上，法律的最后執行往往也冀望于某個具體的行政機構。也就是說，將具體的執法權力授予某個行政執法機構，而民眾啟動法律的權利往往被擱置，或者對他們啟動法律程序設置了極其高的門檻。
其后果是：一、行政部門可以充分運用法律的授權設立、調整機構。機構的權限比較隨意，機構的撤并也很頻繁。且由于機構與機構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不可避免的爭取自我擴權現象，甚至很多時候形成疊床架屋、交叉行政的景象；二、由于部門與部門、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爭奪現象，大量法律問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變成了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權力競爭，表面上立法越來越多，但實際上離真正的法治化卻越來越遠。
尤其是像反壟斷法這樣的法律，在今日中國，它無時不刻牽涉到反壟斷的要害之處———反行政壟斷上。如果將反壟斷寄希望于某個行政部門，那么，反壟斷的問題將會變成一場權力之間的博弈：比誰的權力更大、誰的“關系”更深、誰的機構規格更高。而反壟斷原本意義上的公民權利與行政權力、微小經濟體與壟斷企業之間的關系，則很有可能被束之高閣，架空在一旁！
因此，我寄希望于反壟斷法能夠走出以往立法的巢臼，讓民眾和法院成為反壟斷法的執行主體，在具體的法律條文設計上，賦予最自由、最充分、最低門檻的普遍公民啟動該法律的權利。果真如此，將是我國立法思路的一個重大轉折，也是追求法治的根本體制，法律也毫無疑問將成為民眾權利的通行證。否則，即使立法上確立專門的反壟斷行政機構，即使將反行政壟斷詳細寫入反壟斷法專門章節，我們也不能對該法寄予過高期望。如果所有的法律最后都蛻變成權力之間的游戲，再多的法律又有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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