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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君
山西太谷一中考生由于估出高分，令其父因昂貴學費而服毒自殺。可這位不堪承受兒子讀大學的經濟重負而走上不歸路的父親才年僅43歲。悲痛欲絕的兒子說，早知如此，寧愿陪父母務農一輩子，也不考大學了(據6月23日《山西晚報》)。而類似“學費殺人”悲劇，近年來不知已上演了多少起，去年12月6日的網易首頁還曾為此推出了《“學費殺人”全紀錄
》的專題。
如今，在“百年教育，以‘錢’為本”的教育產業化洪流的吞噬之下，面對來勢洶洶的“學費盤剝”，孤單無助者竟然只有以一死來求得解脫了。他們因貧弱而以一種“從容”的方式放逐自己的機會，同時也放逐了自身的權利和未來。當財富成為分配教育資源的惟一重要砝碼，窮人為學費走上不歸路的慘劇肯定還會一再上演。6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說，香港中文大學內地招生放棄了面試，其教務長、校長助理蘇基朗教授說，“我們要把機會留給人才，不能讓財富因素過分地影響人才的培養。”“取消面試是一個反思。我們希望盡量做到機會公平，不能因為面試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外。我們要給更多人，尤其是家境貧困的學生以機會。我們是辦教育的，目的是要改變學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來的窮學生，他們的一生會被我們改變。因此，把資源投到這里最有價值。我們的原則是平均分配，把機會盡量平均地分配在各個省。這樣，對比較窮的孩子來說，就會多一次機會。”
那么，我們的大學教育在教育機會分配上何以就難以做到如此救困扶弱呢？只有充分考慮到弱勢群體的求學權益，才能營造出平等和諧教育生態，這也是香港中文大學何以要把“希望我們的學生學會對人、對社會都有關懷、有貢獻、有責任感”作為終極教育目標的原因。可如今內地大學的學費，極大突出了商業性和贏利化的教育屬性，使教育應具有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文性受到極大的抑制，以至于“學費殺人”悲劇屢屢發生，這等于令教育這個強國富民的“起點”，卻轉眼間成為一種逼貧致死的“終點”了。如此“讀書致貧”乃至“致死”的“兇兆”，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投射上某些不祥的陰翳和暗影！
讓國民擺脫“愚昧無知”狀態的惟一有效途徑是教育，可如今弱勢群體偏偏屢屢遭受“學費殺人”的無奈！愚昧始于“無知”，卻止于“有知”，故而國民要“免于愚昧無知”，要擺脫貧困狀態的糾纏和煎熬，除了“掌握知識”而后改變其命運，恐怕再無他途和捷徑可走。可如今“學費殺人”分明成為其“免于愚昧無知”的一道“魔障”，令為貧窮所困的求學者談“學費”而變色。古訓有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華人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也曾提出“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的主張。曾當選為國際平民教育促進會主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特別顧問的晏陽初，還提出了“除天下文盲，作世界移民”的豪邁口號，指出人類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
那么，國民是否有條件獲得知識和接受教育，自然也就成為衡量其是否具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的標尺。正如晏陽初所說，世界上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黃金和鋼鐵，而是“素質更好的人民”。可“學費殺人”的嚴酷現實，帶給我們的卻是憂患和不安，如此“魔障”不除，富民興邦之宏圖又何以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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