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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豬/文
日前國家統計局的邱曉華先生在談到我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時又一次表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但我國不能照搬國際統計口徑，因為我國城鄉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數較大的原因。目前分別來看，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分別統計都低于0.4，“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基尼系數到了0.45也沒有引起社會動蕩的原因”，他說，“應該正確認
識基尼系數，給基尼系數打一個‘國情折扣’”。
“基尼系數”是“表示社會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標”，“反映一國國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數”高則表明收入差距大，反之則表明收入差距小。對評估社會、經濟宏觀形勢，對調整經濟政策、調節社會關系，這種量化指標有著“技術基礎”和“決策依據”的價值。“基尼系數”概念及公式，經過嚴格的科學論證和多年實踐檢驗，因其嚴謹與可行而自然成為國際通用的指標。
邱曉華先生作為統計局的官員到處講這樣的話實在是很不妥當的行為，統計局必須有它自己的嚴格和科學的態度來對待每一個數據，你只需要告訴社會數據是多少，每個人、每個組織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這些數據。就算是政府認為基尼系數達到0.45不是問題，也應該有發改委或者其他什么機構來代表政府解讀。如果統計局的官員抱有為政府解釋經濟數據的思想，那么這種思想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你工作的心態，而這種心態也就必然會影響到數據的準確性。這也是我們各級統計局為什么總是按照領導的意圖出數據的原因所在。
在這里我想說一個真實的事例，某省統計局統計當年的GDP時實際的結論是增長8.9%，按說這個數據已經不錯了。在兩會召開前報到省領導那里，領導看后說你們統計局重新核算一下，這個數據恐怕不太準確。統計局的領導非常領會領導的意圖，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重新核算，最終的數據就成了10%了。這是邱先生所領導的統計系統的真實例子，過去我們還一直以為這種事情只是地方政府欺上瞞下為了政績的行為，現在看來，國家統計局的心態也很成問題。
邱曉華先生用“我國基尼系數到了0.45也沒有引起社會動蕩”來證明基尼系數需要“打一個國情折扣”的話是不能容忍的。中國的百姓真的是世界上最好領導的老百姓，他們只要能吃飽肚子就不會去“引起社會動蕩”。
但是，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發表研究報告說，盡管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貧困人群收入的措施，從2003年以來，目前中國貧富懸殊已經達到了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平。報告指出，如果今后五年內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話，貧富懸殊即將惡化到“紅燈”危險水平，并可能在2010年后“引發社會不穩定”。蘇海南所負責的課題組沒有用“基尼系數”而是采用了一種新的預警系統來標識中國的收入差距情況。該預警系統從安全到失衡劃分了“藍燈”、“綠燈”、“黃燈”、“紅燈”四個階段和相應的警戒線。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更加惡化的話，如果有相當多的人連肚子也吃不飽的話，“引起社會動蕩”是完全可能的。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時，中國的官方媒體用“一個歷史性的跨越”來歡呼這一可喜的變化。成績當然需要肯定，但存在的很多問題也不容忽視。國民收入差距急劇加大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反映這個問題的客觀指標就是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經濟呈現年均9.5%的快速增長，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中國也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5(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警戒線是0.4)，貧富懸殊之大顯然已經突破合理的限度且有繼續擴大之勢。
我們的一些所謂學者、官員、甚至經濟學家一看到不能用現有經濟理論解釋或者解釋起來會讓政府不舒服的現實的時候，就想用“中國國情”來簡單地解決問題。用“城鄉二元論”來解釋基尼系數超警戒線的大有人在，我們尊重的成思危先生在“中國經濟前景國際研討會”上作學術報告時說：“中國的‘基尼系數’不像國外評價的那么高，那樣的算法高估了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因為中國有‘城鄉二元經濟’，不能把城市最富的和農村最窮的比，而要以農村最富的和農村最窮的比……”我們不尊重的厲以寧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觀點。
現在又有了個統計局的“學者型”(對這個叫法我現在表示懷疑)政府官員，三位“智者”均為級別相當高的“經濟學家”，其“所見”之“略同”，不僅有“學術意義”，對政府的決策、操作和老百姓的現實生活都可能產生影響。在這些學者、官員的心里，農民就應該受窮，農村就應該繼續窮下去，是農村和農民拉高了中國的基尼系數。我們的政府根本就不用為這個數據的不斷攀升發愁，把最窮的人和最窮的地區從統計數據中去掉就好了！這顯然是一種拍政府馬屁的非學術行為，可喜的是這一次他們怕到了馬腿上。中央認識到了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性，并已經吹響了建設“新農村”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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