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狀況對政策的影響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zhouqiren2005@yahoo.com.cn

　　政策如產品，常常在不那么好用的情況下，才讓人想問它究竟是怎么造出來的。這樣想下去，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發生了：那些位居要津的官員們的個人狀況——他們的個人

經驗、理念、見識，以及他們的個人利益——究竟怎樣影響到事關民生的經濟政策的制定？

　　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情況實在過于多樣。不過讀過的兩段回憶錄，卻有助于我們一窺事情的究竟。第一個涉及中國轎車工業的決策。故事來源是陳祖濤的口述歷史《我的汽車生涯》。陳祖濤先生是中國汽車產業的奠基人物之一，親自參加了一汽和二汽的組建，也是1981年成立的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第一任總工和后來的總經理。說起來，他還是上世紀50年代的“海歸派”——雖然那時到蘇聯留學是無需漂洋過海的。

　　話說1982年上半年，中汽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要求生產自己的轎車。當時看得到的轎車市場，主要就是“國內公務用車的需要”——每年靠進口要耗費大量外匯。“報告要經過國家計委、經委”，陳回憶說，而“那個時候，人們的思想，尤其是決策機構里有部分人的思想很保守”。結果，在討論中國要不要上轎車工業的高層決策會議上，陳和“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在會上就發生了沖突”。

　　事情是這樣的。當這位高官一再表述“轎車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產物，決不能為它開綠燈”時，陳祖濤再也忍無可忍，起來質問：“你坐轎車嗎？”對方答，“坐�！标愑謫枺骸盀槭裁茨隳茏�，別人就不能坐？為什么你坐就不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別人坐就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讀到這里，我們看到一位技術干部為了他傾心的汽車項目，居然不顧官場禮儀，真的豁出去了。

　　那位高干的回應更加可圈可點。“他一下子就火了，沖著我大聲說：‘陳祖濤，你可以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批判我，但是對轎車生產就是要像計劃生育那樣嚴格控制，不準多生產一輛�！�”“結果可想而知，自己生產轎車的報告如泥牛入海”。后來，中國轎車項目出現轉機，是因為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不過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另外一個故事，情形似乎截然相反。故事發生在1941-1943年美國的財政部和國會之間，當事人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當時正值二戰時期，年輕的弗里德曼在美國財政部稅務研究局工作，參與了美國稅務制度重大改革的政策制定，從而“承擔了在我這樣的年紀一般不可能被賦予的責任”。多少年后，弗老在和他太太蘿絲合著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里，回顧以往，認為“這些經歷極大地豐富了我的閱歷，也決定了我未來的職業生涯”。這位高舉自由市場旗幟的

　　弗里德曼在財政部工作期間，常常要帶著研究出來的稅制改變方案到國會作證。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據我的記憶，當時一位議員的年薪是1.5萬美元�！苯Y果，“每當我們在國會委員會就擬議中的改動作證時，意料之中的第一個問題都是：‘現在，請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例如，1.5萬美元�！�”弗老對此不無諷刺地評論道，“這種反應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擬定的稅率表總是以1.5萬美元為基準！”

　　上面兩個故事皆精彩。在中國轎車項目的案例里，那位大權在握的官員，在決定中國要不要大批生產轎車這樣一個關系國計民生問題的時候，完全把自己的個人狀況置之度外。他自己究竟是不是坐轎車，他自己坐轎車究竟是不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抑或就是“無產階級生活方式”——凡此種種，與這位官員怎樣決定經濟決策，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根本就不是一碼事。也許如此“忘我的”思維早就習慣成自然，所以陳祖濤很容易就抓住了他言語里的破綻，在歷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尷尬的記錄。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見到的那位美國議員，卻是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小算盤。稅收政策的變動及其后果，是相當復雜的問題——否則就不需要弗里德曼這號人來做準備工作了。這位議員應該不蠢——他分明是怕聽不懂那些復雜的計算而把自己“繞進去”，所以化繁為簡，對每個稅收變動的建議，一概要求以他個人的收入為例來加以說明�？磥磉@位議員是先把自己擺進去，搞明白了政策變化的益損所在，再決定他對稅法的一般態度。

　　拋開細節，讓我們把上述兩個原型簡化一下。第一種模式不妨叫“置之度外”，就是決策制定人在選擇政策時，不依賴他個人的利益、經驗和相關感悟。試問他靠什么做決定呢？就靠中國老話講的“天下國家”意識——那些一時間鋪天蓋地而來、似乎正確得不能再正確的“大原則”。

　　另外一種模式呢？就叫“設身處地”吧——不過不是設身處地替他人考慮，而是在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里，先把自己的個人狀況“設”進去，來點損益計算，也感覺一下政策變動的可能后果——是一種由己及人的設身處地。

　　我們很難比較這兩種模式之優劣，因為其他限制條件尚多，只要漏看一點，分析就可以離題萬里。不過閑話家常，我倒更愿意“推薦”一下官員的“設身處地”。是的，這是一個談不到道德優越感的行為模式——決定軍國大事，怎么可以把個人身家放到前頭呢？難怪就連弗里德曼，幾十年后談及他的那位國會議員時，在字里行間還不免露出了鄙視。

　　問題是完全不以一己之利為依歸、又能夠客觀看世界的，可遇而不可求。如果實在遇不到，退而求其次，你選哪樣？我考慮“設身處地”——雖然講起來難上臺面，但它有一個重要的實用性優點，就是不容易讓經濟政策遠離常識。說起來不容易相信，絕大多數事與愿違、甚至給經濟帶來巨大災難的政策，形形色色之中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嚴重違背常識。

　　可沒有說“設身處地”就是容易的。還是要扯到限制條件——如果那位議員出了國會大門可以不與庶民一樣依法納稅，他怎么會如此“不顧身份地”關心稅收變化對他個人收入的影響？要是利用參與立法的內部消息就可以牟利——香港政府的一位財政司有過類似記錄——決策官員的“設身處地”一定是另外的含義。一般地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防止決策人的個人狀況危及公共政策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設身處地”模式無傷大雅，且遠勝“置之度外”。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