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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擎
近年來，浙江瑞安市教育局局長葉耀國力推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引發一系列新問題。“從2003年開始，外來借讀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遞增，現在已經超過3萬人。一些學校已經處于超負荷運轉，而前來就學的孩子仍然絡繹不絕。” 葉耀國說。(6月5日《中國青年報》)
瑞安民營經濟發達，教育資源優良，是浙江省“教育強市”。但從目前來看，所謂“同城待遇”的美麗藍圖越來越接近失敗。這個艱難的公平普及與近乎透支的城鄉平衡過程，也再一次說明教育公平受到地區政策人文環境瓜蔓式的束縛，而具有很強的排斥性。在人人都與之發生關系的教育環境里，即使從外部來看，每一個城市人都需要公平，但拒絕公平甚至反感公平卻成了普遍行為。
瑞安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面臨困難，有許多原因。首先是這種毫無回報的資源補貼令他們不滿意，公平之中隱藏著巨大的不平衡感；其次，外來工流動性強，他們的子女也很難在一處安定下來，許多學校的轉校頻率過高，影響了學籍管理和教學工作；再次，在瑞安上學的農民工子弟為3.1萬人，其所需資源等于新建31所千人規模的學校。按照當地標準和收入水平，用地至少需1000畝，投資也不能少于3個億。這些因素的任何一條，都是對教育公平的巨大掣肘。
今年兩會期間，溫州幾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全國實行教育助學憑證”就緣于瑞安教育系統的這件尷尬事。原先的教育成就成了左右兩難的痛苦心結，以前是務工者為了務工而把子女帶到瑞安，現在是為了子女能去瑞安讀書而到瑞安務工。其實這些都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瑞安教育部門有提供公平的意識，卻沒有承受公平的能力，這種唯公平而公平的激情把瑞安教育部門拖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與其說是一種冤屈，倒不如說是一種短視，是不成熟教育觀的反噬性危害的體現。
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教育公平都跟瑞安一樣遭遇瓶頸問題。比如在南京，截至目前，該市5.2萬義務教育階段適齡民工子女在寧就學率達99.85%。去年10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南京調研考察時，對外來民工子女在寧就學享受的“同城待遇”表示贊許。(5月25日《新華日報》)南京推行“同城待遇”顯然有更為成熟的操作方案，比如市財政的巨大投入，市民群體對農民工的包容心態，城市公辦學校的容量等等，這些因素共同促使“同城待遇”可以在這個城市很好地進行。
比較二者，我們可以發現，教育公平能不能普及，或者說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能不能享受到“同城待遇”，必須有良好的協調機制和成熟的環境。教育部門的滿腔熱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讓人民感覺到另外一種不滿，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會邁的沉重而艱難。人民雖然支持，卻沒有硬件數量與質量的保證，教育公平也只能是幻影。不成熟的政策觀念，再加上公平激情，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同城待遇”泡沫的破滅。
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美好的教育公平不必著急推行，而應該采取能力范圍內的手段。比如吸納農民工子女到民辦學校就讀，靠多種形式的教育手段分解他們的上學壓力。教育公平如果不能長期效果體現出來，透支性地推行它們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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