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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國務院本周以轉發建設部等九部門文件的形式，把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增加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作為新一輪房地產調控的出發點，并提出了多項量化指標。專家指出，這表明解決最廣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見新華網5月31日)
“房子越蓋越多，買不起房子的人也越來越多。”這是許多人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的感慨，以致公眾用“房奴”一詞來表達心中的憤懣之情。原因何在？筆者以為，“房子越蓋越多，買不起房子的人也越來越多”與公權偏離了維護社會公平的責任有關。正因為如此，政府重視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給了公眾一種可能的期待。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事關社會公平的大事，是以公權創造和維護社會公平、改善弱者的地位，是公權的本質屬性和社會正義的必然要求。
我們知道，住房是社會成員強弱勢的明顯標志，在中高收入群體擁有優越居住條件的同時，現在全國尚有1億多間危房需要改造，100萬個家庭缺房，近30萬個家庭人均面積在8平方米以下，尤其是“城中村”，缺少基本的公共設施和衛生條件，多年失修，擁擠不堪。而相當多城市環境較好的郊區地帶仍在大張旗鼓地興建豪華別墅等高檔房產，高檔住宅區的公共服務、公共設施相應地也較為完善，強弱勢群體居住條件、環境差距日益加大。這些是公權助強抑弱，加劇社會不公的體現，如果長此下去，強者利用公權傷害弱者，將扭曲行政文化和價值觀念，動搖著城市社會的根基。
“房子越蓋越多，買不起房子的人也越來越多”是我國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公平問題日益突出的表現，是公權以惡性方式擴大了市場機制和競爭帶來的必然差距，降低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危害著城市社會穩定的基礎。以公權實現公平，是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管理理論與實踐一直不斷地探索與選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學者霍華德針對當時英國城市出現的居民貧困、城市膨脹等問題，提出通過城鄉組合群體，建立一種城鄉結合的平衡機制。霍華德在《明天的田園城市》中描述了理想的城市模式:經濟足夠繁榮，就業機會增加，居民安居樂業等。他指出，城市混亂沒有達到極點時，誰也不會考慮城市的整體利益，城市應由一個代表制的公共權力機構掌握，對城市的運作和發展進行管理。我國20多年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各種社會力量足以影響國家的決策行政，利益政治愈演愈烈，但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應以贏得社會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信任為目標。筆者以為，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就是公權著力解決社會公平的體現，不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增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競爭和分配中保護弱者，保證對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給予最大補償，有利于達到公平的正義。
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保持公共政策的獨立性，避免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表現，也是對利益政治的消除和對公平政治的實現。利益政治具有歧視性，拋棄了公共利益的價值委托，違反了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契約標準。公平政治體現一般性或普遍性，適用于所有人，將公共利益寓于其中，而不受某些具有支配地位的聯盟或某個有效的利益群體成員資格的限制。沒有公平政治的實現，就不可能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問題。
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是以公權實現公平的表現，利于達到公平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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