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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思想之鄢烈山專欄
動筆寫這篇文章前，我猶豫了一下:“房奴”和準“房奴”們有耐心讀完我的文章嗎？上次我寫了《對楊英芳們講實情》(楊為甘肅省榆中縣那個因家貧不能與弟弟同時上學讀完高中而跳崖的農民女兒)，被有的網友誤解，說我是“殺人者的幫兇”。然而，古賢有言“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只問自己講得有無道理，別人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去吧！
就像奴隸之所以為奴隸，有各種原因，有的是“世襲”，有的是戰俘，有的是朝廷抄沒罪臣家屬的……“房奴”之所以成為“房奴”，情形也不可一概而論。有些情形于我是隔膜的，就像對《天仙配》中的董永賣身葬父，我就一直不大懂——他既然家貧，為什么不能像普通窮人一樣對其父“入土為安”，偏要賣身厚葬做“孝子”呢？
5月29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做的專題是《誰讓我們成房奴》。其開篇導讀的基本觀點我基本贊同:“他們是住房的奴隸，也是消費的奴隸。他們被裹挾進了政策引導和消費主義攪動的漩渦而無法掙脫，被迫以提前消費和超前消費，加入抬升房價的合力之中……”也就是說，這些受害者“房奴”于哄抬房價也是有“貢獻”的。
說他們是“被裹挾”、“被迫”，自然是同情的口吻。不過“被政策引導”與“被消費主義攪進漩渦”是兩回事，我覺得，兩者的個人責任是不可相提并論的。關于“政策引導”已有很多專家學者的分析，對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聯手抬升房價，有痛斥地方官員為撈政績或好處不仁不義的，有說因為實行分稅制上交多所以才不得已而為之的。對此，我沒有什么新見解。我想說的是，那些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在住房上極不理智地“超前消費”的人，真的那么可憐嗎？如果說他們值得憐憫，那得有菩薩或基督的情懷，因為在神眼中，有七情六欲的人都是可憐的！
《中國新聞周刊》的專題第一篇是《購房改變生活》，講了3個“房奴”的典型。那個叫張穎的，每月按揭要交3800元，是她月收入的3/4。她與男友買的一套房子是160平米，總價100多萬元，遠遠超過她倆正常承受能力，只好找親友借了10多萬元付首期款。這個“房奴”的例子不典型。她的買房可以看成是投資，理應承受投資風險——事實上，按現在的房價算，她可能已經有得賺了。
另一個叫劉欣的，小夫妻倆已經有了60平米的房子，按說應該知足了；“但是因為打算要孩子，他們又購買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新房。新房子的月供占據了兩人收入的一半”，于是兩人成了“月光族”。這“月光族”當得瀟灑，教我好生羨慕！我兒子出世時，別說有60平米，就是有30平米的一居室，我都要“感謝誰誰誰”了！這個例子還是不典型。因為劉欣夫婦一方面叫有壓力，一方面也表示有“不少幸福感”！當這樣闊氣的“奴隸”能不幸福嗎？
第三典型化名叫“李普”，工作才“一兩年”就購了一套房當上了“負翁”。他說的購房理由倒是有幾分道理:購房了有穩定感(為自己設置了一道漂泊別的都市的心理障礙)，而且確實可以避免與人合租房的不少麻煩。我幫他補充一條更過硬的理由:與其“白交”房租，不如供下房來大小是自己的一筆不動產，還不怕通貨膨脹！
“消費主義”盛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人要抵御廣告的誘惑與影視中豪華生活方式的暗示，要不與同代人攀比，的確不容易！我年過半百，看有的同事有別墅有轎車心里也發癢呢。但是，我如果作了決定，我就準備承擔后果，不會怪別人引誘了我。
建設部等九部門聯合制定的《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出臺了15條措施、8大“硬指標”調控房地產市場。其中有一項內容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須占項目總面積70%以上。我覺得這個住房標準還太寬松，還可以規定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60平米以下的住房應占項目總面積的50%以上(具體數字當然可以討論)。這種“小”房型是二三人的小家庭最經濟可行的，也完全夠用。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三人各一間、書房一間、客房一間、保姆房一間、健身房一間，再來兩套把雙方父母接來同住，再有一座小花園……若有條件，有這么多房產也不為過呀。可是，以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能滿足多少人的這種要求？
想想經濟比中國發達得多的日本、韓國還有中國香港的民居條件，我們現在有些年輕人(該周刊報道說，一項統計結果表明，21-30歲這個年齡段比30-40歲年齡段的購房者比例大14個百分點)的住房標準是不是定得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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