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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擎
香港大學就業指導中心近日發表的2005年度畢業生就業調查結果顯示，該校九成九的畢業生就業或升學，平均月薪一萬四千多港元，最高月薪達七萬四千多元；今年的應屆畢業生，截止本月中，已知接獲的聘書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三成四。(中新社，5月26日)
從這條新聞里感悟出自卑和失望是不必要的，畢竟拿北大和清華一些學生的高收入比，也有可能達到這個水平，盡管平均下來的結果有可能令人汗顏。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在國內重點大學普遍為就業率發愁的時候，香港大學的就業率居然可以達到99%，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原因有很多，比如這些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服務于外資企事業單位，香港發展水平普遍高于內地，投資、金融、證券、法律等專業領域對香港畢業生的接納幅度最大，等等。這些理由疊合起來，形成一個事實，即香港的人才供求結構較為合理，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基本上適于社會的接受能力。
而在內地，學歷的社會價值正在逐漸消失，在大學里面塑造出來的人格，積累起來的知識也因為社會的現實取向成了“無法勝任”的借口，這些都與教育的膨脹式發展有關。前段時日，教育部有關負責人重談老調，認為大學生就業與教育擴招無關。這當然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他們既不正視教育擴招導致的后果，也不愿意拿出安慰民眾的基本誠意。假如教育擴招與就業真的相隔十萬八千里，那么大學就可以集體關門謝市了。四年的知識積淀、人格塑造、專業培養，無法保證一個人獲得起碼的生存條件，那還需要勞煩教育部和高校來操公民高等教育的心嗎？
學生就業難的原因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普遍不愿意接受現行的工資水平，寧可“自愿失業”，二是畢業人數過多，社會挑選畢業生的眼光越來越刁，花最少的錢聘用最能干的員工成為通行法則。從普遍意義上說，學生要不要勞動，能不能就業，取決于對學生的需求方和學生的供給方。夾在學校和社會之間的學生，他除了大學四年所學到的知識和人生經歷這點資本外，基本沒有可以討價還價的條件，當社會對學歷人才的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連知識和經歷這點資本都會變得一無是處。培養專業人才的高校不必為此承擔任何道德和契約上的責任，怎么也說不過去。畢竟正是他們揠苗助長的浮躁心理使得它所生產的商品的出路成了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商品的銷售存在問題的時候，那么生產環節就有必要調整。今年5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作出了適度控制高校招生增長幅度，相對穩定招生規模的決定，這不僅是根據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階段作出的重要決策，從本質上說，其作用是要緩解瘋狂擴招給學生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見，這一決定早就給“就業與擴招無關”劃了一個大大的叉，而且正視了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必須先反思然后尋求理性解決辦法的瓶頸問題。這個問題無法解決，就業難將給高等教育帶來巨大的反噬性危害，甚至會導致高等教育是否有必要，其價值何在的社會大討論。
在可能并不值得羨慕的香港大學99%的就業率面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大腕們應該有所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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