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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每經評論員
厲以寧日前在與貴州民營企業家代表座談時指出，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只經歷了從小農意識到小業主意識的第一次飛躍，現在必須有第二次飛躍，即從小業主意識轉變到現代企業家意識。還指出，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都不對，應該平行發展。
厲以寧一向對民營企業主頗為同情，可這回卻換了一種表達方式，就是國資與民資應該和諧共處。這大概是目前經濟學家在社會公平與壟斷國企回潮壓力之下的柔軟體操，不過，這恰恰反映出某些人并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堅持真理，不為外界所動。如果他們的柔軟術能讓情況變得好一些，倒也有些現實的功利價值，問題是，以退讓并不能換取民企的生存空間。
如果中國人少地多、資源豐富，也許可以做到，但不幸情況剛好相反，因此在這場不見硝煙的爭奪戰中，既有國內企業與國外資源巨頭之間的競爭，也有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有國內民企與壟斷型資源企業之間的競爭。在石油、資金等社會資源經由行政之手汨汨流向壟斷國企時，我倒是想知道，兩者怎么和諧共處、平行發展？當年的茂化實華因為不滿中石化的原料提價要求，只能停產，最后以全面妥協了事，成為2005年國人經濟生活中記憶深刻的一件事。
和諧共處是一種愿望，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應該提出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愿望的方法，也可以基于詳實數據與理論模型，提出某種觀念，比如由于資源與人力的局限，目前社會無法承擔兩種經濟模式平行所耗費的大量社會成本，等等。厲以寧先生研究過經濟倫理學，但畢竟主業是經濟學家，越界去對社會提出道德希望，并不能讓人對經濟學家四字心生敬意。
至于民營企業家轉變的問題更是如此，事實上，由于民企以中小企業居多，更新換代頻繁，導致大多數民企未脫襁褓狀態，而部分幸存者早已在市場與權力之間玩得溜熟，當然對企業產權的重要性十分清楚。這在魯冠球家族身上體現得格外明顯，與厲以寧先生本人一樣，他們的下一代大多受到西方教育的訓練，某些人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理論的信徒。至于為什么他們會落入產權陷阱，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很像龍永圖近日的高論，強調要提高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關鍵是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且主要還是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和市場化進程如何。要積極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去，實現國際化的發展戰略，就要鼓勵民營企業積極參與競爭，引進發達國家成熟的競爭機制，并且強調政府要積極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全文來看，龍永圖也是在為民營企業著想，但顯然他認為自己站得足夠高、看得足夠遠，可以超乎企業家的市場直覺之上。
其實，中國民營企業生存最好的地方無非是政府對經濟的行政性規制最少的地方，在溫州形成了民間金融、形成了互助組織、形成了產業規模，但這時卻有人(不是龍永圖，而是另一些政府決策專家)跳出來橫加指責，說溫州民營經濟無法完成升級換代，沒有創新力量，應該由政府加以引導。
請問這是溫州經濟的錯誤嗎？當溫州資金膨脹至一定數量四處尋找投資方向時，是誰為掩蓋經濟失序關上了一扇扇投資之門？又是誰忽視了中國勞動力職業素質有限的基本現狀，以苛刻的技術創新要求他們？
當民營企業家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占據了國際的小五金市場、打火機市場，證明了市場本身所具有的挑選企業家的功能時，這些指責的手指最好能夠及時收回去。
經濟學家不顧事實、毫無理論根據的指手劃腳已經令人生厭，更令人生厭的只有一種情況，就是自認為有遠高于市場與企業經營者的智慧。事實上，如果厲以寧先生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些具體談判之術，或者談些官場見聞，或者以學者身份提出一些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型，既有利于己、也有利于經濟學、更有益于社會。有心的讀者當然能理解，本文并不專指厲以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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