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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當時的河南省項城市公路管理局局長劉站銘在省勞模候選人公示時，身份變成了技術員。不久，就傳來了“劉局長獲得省勞模稱號”的消息。
河南某些縣市的個別部門領導在申報省勞模時把自己的身份填報為工人、農民，“聰明”一點的，填的是職稱，隱去了職務。比如交通局局長填報為養護工，財政局局長填報為會計……商水縣共公示了5名省勞模候選人，其中實際有3位領導干部，比例占到了60%。(5月
17日《大河報》)
“能上不能下”一直是中國官場的痼疾，某些領導為何在評勞模時卻“棄官”了、“能下”了、將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道理并不深奧，榮譽多了不但不會壓身，反而關涉名與利，甚至還關乎領導們的升遷。更重要的是“棄官”、“混同于老百姓”操作起來很容易，而風險實在也并不高。
其實，這已不是什么“人咬狗”的新聞。2003年“五一”前，在河南濮陽市勞動模范評選中，數十名領導干部弄虛作假，他們有的直接以編造的“工人”、“農民”身份申報，有的隱瞞自己的領導職務，以“會計師”、“農藝師”、“經濟師”等專業技術職稱申報，有的還“調換”了工作單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催生出這樣的怪胎呢？
看起來，各地的勞模推薦評選制度也是很嚴格的，有的規定要經過基層推薦、單位初審、評審委員會再審、評選單位公示等程序，有的要求推薦評選對象須經本單位職工大會討論同意，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并在當地新聞媒體上進行公示……但事實上，許多基層單位在推薦評選候選人時，程序上卻缺乏起碼的公正，遠遠談不上公開透明，甚至可以說是在搞暗箱操作。往往是候選人推薦上去了，而與其同單位的人除了領導之外卻對此一無所知，只有當開始公示或者說評選結果揭曉了，人們才知有評選勞模這碼子事。
如今，某些榮譽的授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官意而非民意的體現。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當前某些地方施行的制度，是自上而下的榮譽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榮譽評選，很多榮譽的授予，通常是上面分配下來榮譽名額，然后下級組織進行申報。而申報的過程，卻并不是非常公開，根本沒有經過海選；后期的評審委員會評選，也并不是在公開的場合下進行，沒有媒體的現場報道，更沒有處在公眾的監督之下。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樣的榮譽是報出來的，而不是評選出來的。
以“會計”身份被評上省勞模的商水縣財政局局長翟來啟說，“按哪種身份申報，是縣總工會分配的。按會計師申報，我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是縣總工會操作的，是縣評審委員會通過的。”而當地工會負責人則說，“說實話，我工會主席能當啥家？當時是領導開會研究的。領導咋安排就咋安排。”由此可見，當地的勞模申報推薦只不過是“安排”而已，哪有基層群眾的話語權？寥寥數語，就清楚地揭示出了勞模申報評選中的弊端。
稍加思索，你就不難發現，這種評選模式其實與當前某些地方的官員任用模式并無二致，那就是“少數人選人與在少數人里選”。由少數幾個領導從少數人中圈定推薦的人選，然后又由為數不多的評審委員會成員敲定最終的名單，這一系列的操作過程，根本沒有公眾什么事，人數占據多數的他們只是被動的旁觀者。雖然表面上看又是推薦又是評選又是公示，好像很民主，但因為這種評選不能覆蓋大多數的人，在候選人的來源上已出現問題，而且搞定少數人要比搞定多數人的難度小得多，所以，評選中常常發現造假、評選結果時不時出現失真，就不那么讓人感到奇怪了。
領導“棄官”當勞模，說到底，這是在與普通群眾爭榮譽，是在搞“贏者通吃”。而這背后的根源，正是對權力制衡的無力——要么是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去主動攫取榮譽，要么是官員之間互相利用、互相提供便利，將作為公共產品的榮譽作為私人禮物奉送。
在各種榮譽頻頻失真之下，榮譽的光環已不再那么神圣，其公信力已大受損害，人們往往對其投之以懷疑的目光。在這樣的語境下，榜樣的引領作用必然會大打折扣，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讓那些“棄官”當勞模的領導真正棄官，讓榮譽是真正評選出來的而不是“報出來的”，讓老百姓成為榮譽的把關人，只有這樣，或許才能杜絕種種怪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吧。
(稿源：紅網)
(作者：孫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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