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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醫院有病，實難治理，這個地球人都已知道了；制藥病重，初露端倪，許多人還不知背后水有多深火有多熱。
“五一”長假剛過，齊齊哈爾第二制藥公司的假藥案震驚國人。5月3日，廣東省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報告，發現部分患者使用了該公司生產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后，出現了嚴重不良反應，已導致多名患者腎衰竭；5月11日，國家藥監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在全國范圍查封、扣壓該公司生產的全部藥品。
與兩年前的“龍膽瀉肝丸事件”相比，這次國家職能部門的行動是比較果斷和迅速的。“龍膽瀉肝丸事件”的本因，是在配方中將正確的“白木通”誤用為錯誤的“關木通”，關木通含有馬兜鈴酸，能導致尿毒癥；生產龍膽瀉肝丸的百年老字號北京同仁堂，結果被28名患者集體告上法庭。“龍膽瀉肝丸事件”并不是什么突發事件，其不良反應時有報告、時有曝光，但當時的國家藥監局官僚得很，懷中有兒子——藥廠，眼里無百姓——患者，所以屁股歪歪扭扭坐錯了板凳也不稀奇。自打去年國家藥監局換了“一把手”之后，現在看來局面大有改觀；而4月30日藥監局全面禁產“奧美定”的決定也讓國人欣慰，終于讓這個原為克格勃易容用品、在中國肆虐十年、已禍害30萬人的注射隆胸的“罪魁”迎來了“死刑”。
藥品作為最特殊的商品，它人命關天。藥品從配方確定到原料采購、從產品出廠到保管使用，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嚴格的內外監管。這次齊齊哈爾二藥害人的東西是“亮菌甲素注射液”，其輔料是丙二醇，廠家從江蘇泰興化工總廠購入的，竟然是假丙二醇！連原料真假都無法區分，就拿來制成人命關天的藥品，其荒謬讓人咋舌。我國制藥行業所患的重病，可見一斑；如何徹底診治，這是擺在制藥界和監管者面前的嚴峻課題。
制藥得病，病在體制。我們原本的監管體制，輕易就能夠讓監管者和藥廠成為“連襟”，監管方式也大抵屬于“事后追究型”，缺乏嚴格意義的預防預警機制，出了大事情，才去割一刀。在我看來，藥品監管最需要向古人學習，建立一種“官窯機制”。所謂“官窯機制”，本是指我國古代的瓷器燒制模式；我們知道，“官窯出精品”，過去那頂尖的瓷器都是官窯燒制出來的，官窯窯主若不能按時按質生產出皇家需要的精致瓷器，不僅要破產，十有八九還要掉腦袋。所以生產官窯精品，窯主必須請最好的工匠、精益求精出精品。“官窯機制”在其他許多領域都有巨大的效用，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還是巴比倫的空中花園，無論是古代中國的長城和兵馬俑，還是現代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和星球大戰計劃，大抵都是“官窯機制”操持下的杰作。
今日我們說“官窯機制”，并不是要泥古，而是汲取其精華，建立起嚴格的“官窯式監督機制”，以過去為皇家造瓷的精神在今日為百姓制藥；相比于古人的嚴格要求，如今我們對于制售假藥的監管，實在是太過松散軟弱；對于制售假藥的處理，更是太過心慈手軟，比如這次假藥事件中，還僅僅是原料供應領域的販假者“已被警方控制”。
與此相輔相成的，應是受害者的強力抗爭和司法界的嚴正介入。我們期待廣東這批受害患者迅速提起集體訴訟，完全可以索要天價的賠償；而司法界得有點開放的心態，知道什么樣的判決能夠真正懲惡。曾記否，去年8月美國曾作出一個震動全球的判決：在全美首起“‘萬絡’人身傷害訴訟案”中，判決制藥公司支付患者的遺孀2.53億美元的賠償金。判賠的“天文數字”，表明了美國司法界斷案的重要價值取向：對于制藥者，非嚴懲而無以毖后；而人的生命，永遠高于利益的價值！
藥品監管無小事。忘了是哪位哲人所說的了：“我不相信人間有不治之癥，只是我們的醫學還沒有進步到能夠根治那種絕癥的階段。我要提醒大家，一種絕癥不再被視為絕癥了，而另一種被視為絕癥的病又出來了。”同理，我們也可以不相信醫療和制藥界有“不治之癥”，只是我們的監管體制、監管能力和監管人士還沒有進步到應有的階段。同樣需要提醒的是：一種“醫藥絕癥”被消滅，而另一種“醫藥絕癥”又會繁殖生長出來。監管責任重，每一刻“發條”都要擰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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