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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電影《無極》是否無聊極了，說實在的我一點也不關心。公眾對網民胡戈用《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惡搞《無極》很關心，這倒有點意思。而《無極》劇組在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惡搞”美麗的環境，引起了政府官員的高度關注，意義則非同一般了。
“電影《無極》劇組在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拍攝，對當地自然景觀造成破壞”，在9日于杭州舉行的“城鎮和風景區水環境治理國際研討會”上，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對破壞風景區和城鎮水環境的行為提出嚴厲批評。(5月9日新華社報道)
碧沽天池地處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池水清澈澄明，池畔遍布罕見的杜鵑花，周邊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仇保興說，電影《無極》劇組的到來使美麗的天池猶如遭遇了一場“毀容之災”，不僅垃圾遍地，天池里還被打了一百多個樁，天池邊禁伐區的一片高山杜鵑被推平，用沙石和樹干填出一條簡陋的公路，一個混凝土鋼架怪物聳立湖邊……
在任何地方，其環境容量都是有限的，絕非“無極”。“環境容量”就是某一環境對污染物最大承受限度，在這一限度內，環境質量不致降低到有害于人類生活、生產和生存的水平，因為環境多少有一些自我修復外界污染物所致損傷的能力。環境容量總是有限的，如果超出它的限度，生態就被破壞，環境就會污染。而對于名勝古跡來說，可以說是“環境零容量”，因為我們的風景名勝、我們的古跡遺存，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大地的美麗眼睛，是眼睛就容不得沙子，更不能忍受垃圾。我們的大地如花似玉，我們大地的眼睛明眸善睞，怎么能容忍什么《無極》去扔下一地垃圾？而且，“優美環境享受權”，是公民享有的“環境權”之一，即公民對風景名勝區和古跡遺存享有游玩觀賞的權利，而《無極》劇組的作為，本身就是對他人環境權的一種侵害。
許多人都以為自己懂得環保，其實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針對媒體曝光《無極》劇組嚴重損害碧沽天池自然景觀，制片人陳紅曾表示十分委屈：“難道我和凱歌會不知道保護生態的重要性嗎？”她說，劇組撤離香格里拉前，曾給當地政府“留下大量物資”，包括木材、各類拍攝器械和部分建筑材料，委托對方將這些物資變賣，用變賣所得款項清理拍攝現場，并將自然景觀恢復原貌。陳紅的荒謬在于：她以為留下來的是“值錢的物資”，她沒有想到的是，這些“物資”無論如何“值錢”，擱在名勝之地就是垃圾，因為它擱錯了地方，而且越是龐大越是可怖，也越難清理。一個連這樣的常識都不知道的人，還遑論什么自己懂得“保護生態的重要性”？
人類的最大愚蠢就是以為自己是“天字第一號”，根本不顧環境容量的大小，為了一己之利，無所顧忌地戕害環境破壞生態。這背后的根源，就是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典人類中心主義認為，植物的存在是為了動物，動物的存在是為了人；笛卡兒則宣稱“人是自然的主人”。數千年來，人類沉醉在傲慢的“人類中心主義”之中，認為人就是萬物的靈長、萬物的尺度和萬物的主宰，認為人是根本用不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
今人對自然界的強大干預，早以超過了環境容量、超越了自然界的自我調節能力，自然界尤其是風景名勝區已經不堪人類的掠奪和蹂躪。人類總是通過損害環境而最終損害自己的，環境的危機最終必定會變成人類自身的生存危機，這個簡單的道理許多人似乎都不明白。而《無極》劇組的大佬們，以其無與倫比的傲慢與偏見，在“人類中心主義”之中更進一步，成為更可怕的“自我中心主義”之典范；對于這樣的無知和傲慢，僅僅只有曝光是遠遠不夠的。
從“人類中心倫理”過渡到“非人類中心倫理”，是人類對自然界的責任和義務。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是“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莊子·齊物論》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表達的就是“天人合一”的環境倫理思想。最近從倫敦傳來“兩萬房子為鳥兒讓路”的消息就是典型的“天人合一”：英國凍結倫敦周圍大面積建房計劃，就是為了保護刺嘴鶯、森林云雀和夜鶯這3種稀有鳥類；在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兩者之間，英國決定放棄暫時的經濟利益，換取長遠的生態效益(5月3日《環球時報》)。
在18世紀后期，康德提出了“人是自然的立法者”這個命題，當今世界，更加迫切需要的是“人是自然保護的立法者”。保護環境沒有旁觀者，對于《無極》式的環境破壞，需要職能部門的官員和公眾的口誅之筆伐之，但更要緊的是從細致的環境保護立法做起，對于《無極》“惡搞”天池美景之類的事件，我們能夠舉起森林般的法條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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