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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昊
價格聽證會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是中國政府管制改革和行政法制建設領域的關鍵詞，但正面臨著嚴重的公共信任危機。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堅守民主底線，當聽證會代表和社會一般公眾的大多數提出某種利益訴求時，決策者必須作出理性的回應。但是，把希望寄托在決策者的主觀進步上，這并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而只是一種懇請和呼吁。
平心而論，相對于以往主管部門隨意制定公共事業收費價格來說，通過聽證會形式與市民協商定價，是一大進步。其積極效應不難想見：一、通過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與公共事業主管部門之間的正面交流，使得政府部門決策更能夠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二、實現不同利益集團或潛在利益集團之間的信息交流，調解不同集團的利益沖突，消除安全隱患；三、在聽證過程中對公民進行法制和國情教育，取得民眾對政府決策的支持。
不過，在一個聽證機制并不完善的社會里，這種理想的圖景卻很容易在利益的驅使下走向變形。誰來主持聽證、如何選擇參加聽證會的人員、聽證程序如何進行？如何選擇聽證議題？這些看似細枝末節上的問題往往左右了聽證會的結果，直接影響到其公正性和公信力。
去年，北京召開市民用電價格上調聽證會之前，搜狐和新浪兩家網站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用電價格上調的占到了調查人數的80%以上，但在聽證會上20名市民代表全票通過了價格上調的議案；2005年4月15日長沙市物價部門主持的岳麓山門票價格調整聽證會前，有媒體就門票價格調整一事進行過較大范圍的民意調查，結果是93%的市民表示反對，但聽證會上卻是“漲”聲一片，23位發言代表都贊成門票漲價數倍；9月26日，廣州水價改革聽證會召開，35名聽證代表中，僅有1人反對！更有20名代表贊成調價幅度較大的方案二，連市物價局局長都稱沒想到！
我們不知道這些“聽證代表”是如何選出來的，但很明顯他們并不能代表真實的民意。由這些明顯失真聲音所主宰的聽證會最終開成了“漲價會”一點也不奇怪。聽證會的公信力也就此一落千丈。而且更為惡劣的是：漲價、加重市民負擔也就罷了，但還要以聽證會的形式千方百計證明這是市民自己哭著喊著要漲的，這可有點“不但要欺負人，還要惡心人”的架勢，未免太不厚道了。好好的聽證制度，拿到中國來就走了樣，這種“化神奇為腐朽”的能力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不過我們更需要反思的是：作為公共事業的主管部門，為什么能夠如此肆無忌憚地、一次又一次地罔顧民意？這當然有主管部門主觀上缺乏誠意，部門利益作祟、缺乏“執政為民”理念的原因，但話說回來，所謂“執政為民”的理念，難道真的就只能單純依靠部門、官員們的主觀遵行，而無制度上的保障嗎？
其實并非如此。將“執政為民”的理念制度化、使民意得到尊重的方式有很多。具體到聽證制度上，就要求聽證制度必須要保證制度細節的公正性，并有相應的法律進行規范。如果我國出臺《聽證法》，對聽證的主辦方資格做出規定，對聽證的內容、主持人的條件、聽證代表的選拔、聽證會的權威等等加以科學而明確的法律定義的話，那么如今聽證會被鉆空子的情況就會大大減少，即使有個別聽證會“違規操作”，市民理論起來也有法可依，而不像現在這樣只有一種被愚弄而無可奈何的憤懣。說到底，“執政為民”不是一句喊過就算的口號，而是由無數個細節累積而成的實實在在的行政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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