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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小崗村的村支書和一些農民到南街村參觀，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边@讓著名農業問題專家黨國英感到非常不爽，日前他發表了一篇題為“誰是小崗村的榜樣”的文章(見《中國新聞周刊》)，雄辯滔滔地論證像華西、南街這樣的明星村“不是農村建設的榜樣”。讀了之后，我覺得有幾句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其實，提出“誰是小崗村的榜樣”這樣一個問題，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因為近20多年來，小崗村從來都是別人的榜樣，哪里輪得到別人為它做榜樣？現在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定華西、南街能不能做小崗村榜樣，但這至少意味著小崗村的榜樣地位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這說明時代在變化、在發展。也許，還是在進步。
黨國英在文中說：“所有對承包制發生懷疑而要倒回去走集體農業道路的先生們，都犯了‘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錯誤�！崩碛墒恰爸袊r村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決了全國人民的食品供應問題，農村貧困人口越來越少”，“這樣一個巨大的‘面’上經驗，我們能拿幾個‘點’的經驗來簡單否定么？”
黨國英的話可以說有某種“歷史終結”的傲慢與偏見，完全杜絕了農民根據新的情況探索新的勞動組合形式可能性，況且他的理由小崗村的農民首先就不能同意：因為小崗村至今也沒有解決“貧困人口”的問題。今年3月9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記者徐楠采寫的“分田先鋒重走集體路：嚴俊昌分合之間的人生”的長篇報道，更披露了一個驚人的“秘密”：1979年的豐收主要是因為使用了化肥和雜交水稻的結果。換言之“承包制”并不是豐收的主要原因，技術進步才是豐收的主要原因。
黨國英認為華西、南街之“不可學”，還在于其富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以工補農”，因此它們“應該是農村城市化的榜樣，而不是農村建設的榜樣”。
我感到不解的是，如果農村都能像華西、南街這樣實現了“農村城市化”，或者哪怕是達到它們一半的水平，那讓人頭疼不已的“三農”問題不就不存在了嗎？它們為什么就不能成為“農村建設的榜樣”呢？況且黨國英也沒有解釋究竟是分散的、一家一戶各自為戰的農民更容易興辦企業，搞“以工補農”呢，還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以相對集中的方式統一調動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更容易搞“以工補農”？
為了自己的農村理論不至于出現破綻，就干脆把它所不能解釋的“明星村”從農村序列中開除出去，簡單倒是簡單了，只是這理論也忒脆弱了一點吧？
專家們的說法，農民們也恐怕說不出什么道理來反駁。但是，農民的選擇應該是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來的：到南街村去參觀，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寫下那樣的留言，也是他們自己有感而發。誰也不敢說南街、華西就會永遠繁榮，但眼下小崗村看到的還是它們的成功與發展，將來的事兒將來再說，難道當初按“紅手印”的時候，小崗村會預見到他們20多年后還無法富裕嗎？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說過：“人民是看實際的”，“人民對這個問題感覺敏銳的很，我們上面怎么算賬也算不過他們，他們那里的賬最真實�！痹诮ㄔO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時刻，我希望研究農業問題的專家們，再好好重溫一下鄧公的這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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