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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觀察之 郭巍青 專欄
近幾年來，大學畢業生找工難的消息反復見于報端。最近《瀟湘晨報》與紅網聯合針對2006年普通高校應屆本、專科生的調查顯示，已簽約的學生中，簽約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了13.1%，1000-1500元的占了34%。這個數字表明，畢業生就業難已經呈現出兩個向下的趨勢，一個是就業率降低，一個是起薪點降低。
這樣的趨勢，即便只是苗頭，也已經令人憂慮，因為它與兩種正當的期望嚴重沖突。一種是畢業生個人的期望。人們很容易批評大學生好高騖遠，對薪酬的期望不切實際。但我從不認為這樣的批評有多少道理。或者說，這種批評是老太太挑柿子，挑軟的捏。面對就業困難大家都一籌莫展，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受害者譴責”。就是對最吃虧的也是最弱的一方擺出架勢“教育”一番，你不該這樣，你不該那樣，等等。其實大學不論是精英教育也好，大眾教育也好，它總歸是改變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增高器”。既然來了，期望高一些，本身并沒有什么錯。按照“教育如衣”的理論，錄取了一個大學生，等于許諾將來給她/他一套好衣服。可是低于1000元月薪的工作，只是相當于一條褲頭。誰好意思建議說，趕快接受吧，否則只能裸奔了。
這種憂慮終究還是因人而異，不說也罷。但糟糕的是，這種低起薪就業的趨勢還帶來另一種憂慮，就是與社會政策的正當目標相沖突。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要改變“GDP主義”的發展模式。要建立兩個指標來滿足社會的正當期望，一個是發展要表現為減少貧困，另一個是發展要表現為增加居民收入。然而，如果大學畢業生這個群體中，有接近半數的人只能接受起薪點低于1500元的工作，超過1/10的人低于1000元，極端案例中發現有低于800元的，那么我們要擔憂，這里是否正在產生“新貧困”。
“新貧困”與“舊貧困”不同。“舊貧困”可以歸咎于外部原因，例如邊遠地區的落后是由于資源不足，環境不好等等。相應地，解決的方法就是經濟發展、教育發展等等。在這里，“發展”被看做是本身“清白”的手段，我們用它來消除貧困。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可以把貧困理解為一種“剩余現象”:貧困是因為發展過程中暫時力有不逮，還未顧及到。
但是“新貧困”的麻煩之處在于，它是隨發展而來的。有一個直觀的例子，北京一位貧困大學生春節前幫同學排隊買火車票，從中賺差價，結果被警察抓住，近2萬元的票款全部沒收，他必須籌款賠償同學。撇開他的違法事實不說，他的遭遇具有符號的意義，表明一個貧困者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在新的體制背景下掉入另一種貧困陷阱。現在關于“教育致貧”的很多批評，實際上也在揭示一種新的悖論。為了消除貧困必須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后卻不能緩解貧困。
現在設想一位從農村貧困家庭出來讀書的學生，耗費數萬元之后畢業，憑千來元工資在城市里發展。他勢必在住房、婚姻以及生活與事業選擇的各個方面長期承受壓力。比起在農村，可以說已不貧困，可是按照城市的標準，依然貧困。這就是“新貧困”。倘若把教育看做投資，那么，畢業生起薪點日趨降低，表明投資失敗。有人因此擔心“讀書無用論”將卷土重來。我覺得，倒不擔心沒有人來讀大學。擔心的是，大批學生照樣潮水一樣擁進大學里，但從大一開始就在讀書有用無用的惶恐中反復自我詰問，并困惑而迷惘地度過或度不過后面那幾年。這不是猜想，已經是現實。
在我們的語匯中，好像“發展中的問題”就好解決一點，其實不是。“新貧困”既然是隨發展而來，發展的政策和發展的標準就需要自我檢討。然而“舊貧困”未除，“新貧困”又生，所有從原來位置上往下掉而無法“崛起”的那些人群與現象，都可以歸入“新貧困”范疇。于是社會存在著新舊交叉的“疊加貧困”，大量的社會矛盾從這里產生。所以說，大學畢業生起薪點趨低，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政策面對嚴峻挑戰。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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