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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
我在《我們對市場經濟還有太多的誤解和偏見》一文中曾經指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待發端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其實，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是，主流意識形態也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待我們自己。市場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強制要求生產關系和國家法律、政治制度，以及價值觀念和其它意識形
態等上層建筑實行相應變革的結果。所以，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能達到的高度全在于它擁有什么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在社會生產力尚未達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以及與其相應的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筑，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由于我國生產力一直就未曾達到過像西方那樣較為普遍的商品生產水平，由生產力所決定產生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其他社會經濟制度也必然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多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自己有一個比西方更優越千百倍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不僅拒絕學習，而且總是企圖尋找一條跳過和超越市場經濟的發展路子。
我們有必要了解馬克思是如何對待這一問題的。
人們都知道馬克思強烈地批評資本主義發展給社會底層人民帶來的災難，但很少知道他以同樣強烈的態度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他說，與以前社會形態比較，資本主義“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此外，馬克思的歷史觀之所以稱之為唯物史觀，就在于他把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看作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認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所以，19世紀中期，當德國和西歐都還相對落后于英國的時候，馬克思一方面向自己的同胞闡述這樣一個道理，即歷史遺留的和現實落后的生產方式帶給人們的災難和各種社會問題，都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和對物質生產方式實施新的變革才可能解決。他說：“我們(德國)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另一方面，馬克思建議自己的國家向英國學習。因為，雖然說一個國家不能跳躍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向其他國家學習就是減輕和縮短痛苦的有效方式之一。他說：“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
歷史上不乏有一個國家通過向其他國家學習得到快速發展的事例。德國和西歐大約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到20世紀初期，基本上達到了英國的經濟水平。日本在19世紀中期是一個比清王朝還要落后許多的封建國家，但是，由于“明治維新”有了一個明確向西方學習的目標，僅用了30多年的樣子，就成為除了歐洲和美國以外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大國。20世紀的前半期，日本軍國主義窮兵黷武，一直處在對外戰爭狀態，是亞洲最強盛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后，由于和美歐國家保持的親和關系，經過20多年的時間，其經濟力量就成為美、蘇之后的第三個國家，蘇聯解體后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實，我們自己也有通過向其他國家學習得到迅速發展的經歷和歷史。半個世紀前，因為我們虛心地學習，在不到10年的時間，就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和蘇聯相同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國家。
總結一個國家成功向其他國家學習的經驗，和一個學生成功向老師和其他同學學習的經驗沒有什么區別與不同，這就是需要虛心和虔誠。作為一個國家，虛心向先進國家學習的主要表現是政府和由政府主導或政府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先進國家的正面宣傳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這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一條經驗。在敵視或者不友好關系狀態下，是無法有效學習的。以歐洲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具有先進文化和先進的經濟制度，這都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以西方民族為主的先進民族數百年來歷史探索的結果。過去，我們只是有選擇地宣傳西方一些有關生產先進的情況，其實，社會管理、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都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為了有效學習，就需要處理好下面幾個問題。
一是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自己。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我國落后的根源在于生產力和由此決定的經濟制度。因為，雖然經過新中國50多年的發展，我們還沒有從根本上把以個體勞動為特征的農業生產改變過來。只要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仍然主要依靠自己勞動產品生活，就表明我國社會生產力還未發展到普遍實行商品生產的階段。所以，即使以工業為主的城市經濟的發展相對比較快，有些方面甚至于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但由于城市人口的比例還比較低，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的份額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比例還不是很高，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整體上說就還處在較落后的階段。
為何我要用“整體落后”來表達？因為計劃經濟是政府控制和配置資源，它可以通過限制和犧牲別的部門或行業的發展，集中使用資源和重點扶植，實現少數幾個領域的突破和發展。這樣，即使某幾個方面可能確實達到先進水平了，卻得到一個扭曲和畸形的結構，損害了全局的發展，整體上還是很落后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在限制農業和教育醫療等第三產業基礎上的我國一些工業和個別高科技領域被列為重點發展，在一定時期確實有成效，但犧牲了國民的正常生活，形成了一個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這一結果給我國發展帶來的影響，經過幾十年不斷地“調整結構”，到現在都未能消除。我們列舉幾個數字說明整體落后到什么程度。根據世界銀行2004年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標，2002年,占全世界總人口4.6%的美國國民總收入占全世界國民總收入22%，同年，占全世界總人口21%的我國按PPP計算的國民總收入占全世界的12%(如果按照匯率計算大約只能占4%)。我們這場有關市場經濟改革的爭論是由醫療衛生問題引起的，2001年，我國人均衛生保健支出49美元，全世界平均500美元，美國平均4887美元。根據世界銀行1993年的發展報告，1990年，占全世界總人口15%的“已建立市場經濟的國家”(主要是不包含希臘、葡萄牙和土爾其在內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OECD國家)醫療衛生開支占世界總額的87%，而占全世界總人口22%的中國在同一年的衛生開支僅占全世界總額的1%。這是表現在一些經濟數據上的落后，其實真正落后而又常常被忽視的方面還是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們的現代意識。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這一基本原則的實現程度，是衡量各個社會形態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尺。從這個視角觀察，我們社會生產力和由此所決定的各種經濟社會制度的落后，就特別表現在國民自由意志和公民權利的有效實現方式的制度設置、社會組織和社會機制等方面。和發達國家比較，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我國公民權利的實現和訴求都被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許多民眾常常連基本權利訴求的意識和愿望都沒有。我們過去簡單地把西方國家中公民對自己權利的充分維護、政府對個人權利的敬畏和社會對個性自由張揚的稱許都僅僅歸結為民族傳統，其實那是歷史實現 “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一個階梯，是社會發展達到一定高度的表現。我國在這些方面的普遍缺失，表明我們還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
二是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西方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近代以來在西方國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都有效地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所以是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特別是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國家之間首先實現了市場的相互開放，接著進一步拓展世界市場。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在相互競爭和相互學習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可以不斷通過自行調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制度和社會機制，基本保障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把西方發達國家中這些占主導地位的、成熟的經濟制度和其它各種社會形式，都看作是在生產力推動下的人民的創造、民族的智慧和人類的優秀文化。
三是豁達地對待歷史問題。世界舞臺是一個講經濟實力的場所，落后挨打、受欺負，在歷史發展較低階段尤為如此。我們在歷史上曾經是落后的國家，受到過西方國家的欺辱。我們不忘歷史，需要由此引發臥薪嘗膽，奮發圖強。但我們既不能要求現在的西方民族為他們的祖先的過失負責，更不應該成為當前學習先進的障礙。要說帝國列強對我國的侵略和掠奪，可能除了日本可以與之相比外，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沙皇俄國惡劣。黑龍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就是沙皇從清朝政府手上強行奪取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運作下正式從中國獨立出去而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其實，蘇聯和我國之間有關兩黨兩國關系的不少檔案還沒有解密，其間不公平、不平等事件可能還有許多。但這些歷史都沒有影響我們上個世紀50年代“一邊倒”地學習蘇聯。在有了新中國和前蘇聯兩黨兩國30多年的歷史經驗之后，我們應該成熟了。現在，我們有什么理由不能像當年學習蘇聯那樣向歐美學習呢！
四是正確看待“西化”。我國學習西方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落后國家逐步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日本學習西方有一個半世紀了，現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并沒有失去其民族性。我們是一個有數千年文化的大民族，50年前學習蘇聯時沒有強調自己的特色，也沒有因此失去自己的特色。西方文化不過是西方國家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歷史證明并且現實還在繼續證明這些經濟制度是推動生產力有效發展的先進社會形式。生產力和由一定生產力決定的其他經濟社會形式或者社會文化，由某一個或幾個民族獨立擁有的時候，它屬于某一個或者少數幾個民族的。當許多民族甚至于全人類都達到這一水平從而擁有它的時候，它就是許多民族共同的甚至屬于全人類的。從西方國家的現狀分析看，即使不同的民族共同擁有相同的社會生產力和相同的政治制度，也明顯地顯示出各個不同的民族性。在這個問題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民族性通過國家因素表現出來的。民族國家首先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有獨立的政治主權，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傳統，以及發揮民族靈魂作用的民族精神，這些具有獨特作用的社會因素不是輕易可以被消蝕和同化的。當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民族融合和被同化的現象是存在的。中華民族就是由眾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表明，融合現象一是發生在小民族被融合同化并入大民族，二是生產和文化相對落后的民族融入先進民族。無論那一種情況，都是社會生產力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世界各個民族趨于同化，最后必然融合為一體。那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全人類實現世界大同之前，避免民族被同化的條件只有一點，就是必須擁有先進生產力。對于現階段的中華民族來說，除了學習西方之外沒有別的路子可走。
另外，我國現代化的過程和現實，也充分表明并不會由于學習西方國家而失去自我。我國學習西方國家大約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100多年來，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外國文化已經改變了我國的傳統面貌。現在，無論生產方式、經濟制度或者意識形態，如果要尋找最原始、最純粹地屬于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那只能追溯到晚清以前的社會生活或者去大山里的農村社區中去尋找。在我國最富有活力的現代大都市中，從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和一切社會制度，到每一個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都來自于外國。但是，你也只能說它根源于外國。因為包括照搬蘇聯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在內，它們現在都屬于我們自己。所以，和晚清以前的我國傳統社會比較，中華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似乎已經“全盤西化”和失去了自我。可與此同時，中華民族在建設新社會和創造新生活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承接傳統的新文化和富有新內容的民族精神，擁有了社會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和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擁有自己應有地位的一個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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