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警惕在經濟事件中摻雜有害的民族情緒

　　葉檀 每經評論員

　　德勤事件將往哪里去？

　　德勤事件越來越熱鬧，一個新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律師團———包括全國12個省市的22個律師事務所及其30名律師———專門來針對“科龍門”為受損股民維權，這使得該案

將成為新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以律師團形式提供法律服務的訴訟案件。

　　這是一件好事，說明維權行動集聚了各界的力量，律師唱主角可以使本案大致沿專業的道路前行。而規模的龐大說明維權者希望將此案辦成一個標志性的判例。這是律師本身的職責和利益所系，無可厚非，也不必過于渲染其道德上的純粹性。

　　但筆者不想夸大這一事件的意義，如果處理得不好，這一事件將成為股市中的一場煙花節，貌似轟轟烈烈，實則余韻盡失。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德勤而非科龍成為該案件和輿論的主角，并不是德勤在案件性質上特別惡劣(相反，與國內某些會計師事務所公然做假賬相比，德勤還算有最后一點防線)，而是德勤作為世界知名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比一般的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有更大的實力為自己的名譽花更大的代價。

　　換句話說，如果此次犯科的是一家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哪怕程度再惡劣，大家還會這樣情緒激昂嗎？恐怕未必。因為缺少兩大敏感點：一是民族情緒。這些外資中介機構企業仗著訂立標準的霸權，以低質的服務換取高額的利潤，這種行為與欺詐無異；二是預期訴求。正因為這些外資企業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才被選中擔當祭品，人們懷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期盼，期望能以最嚴厲的懲罰在經濟上充分地補償受損害的股民。

　　只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中小股民

　　應該看到，從引入“四大”到“四大”應該符合的本土規范，以及德勤受訴的賠償額，主動權掌握在我國政府部門和司法機構手上，本土監管與懲處制度的缺失才是真正的病因。正是監管制度的缺失才成為“四大”降低質量漁利的動力，正是民事訴訟制度的最高司法解釋才成為中小股民屢屢維權失利的主要原因，正是集體訴訟制度的缺失才使得維權成本居高不下。簡言之，我國目前的有關證券的司法制度以降低上市公司的應訴成本和司法成本為歸依，而不是以中小股民的權利為準繩。這清楚地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關于涉證券民事賠償案件暫不予受理的通知》，以及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中。

　　有一些國內的會計師事務所提出了利益訴求，即“四大”在國內資本中介市場所占份額過高，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因此，他們提出反對超國民待遇的問題。這又是假借民族企業的幌子否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的典型案例。2000年前后，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占整個市場份額百分之八十幾，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市場份額上，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都可謂獨領風騷。而隨著國內的絕大多數會計師事務所成為假賬的淵藪，政府給予四大越來越多的政策“偏食”，其原因，無非是出于市場與改革的需要，取信于國際市場與制訂中國新會計準則離不開“四大”。

　　對于“四大”違規理應給予痛斥與適當的懲處，但這不是假借民族利益的幌子，以超國民待遇為借口，無視自身的不誠信與制度缺失的理由。見人芥微之疾而無視自身心腹之患，并不是一種理智的態度。相反，這種挑動情緒的做法無助于我們客觀公正地評價市場的成敗，也可能使有益的維權行動停止于運動式的煽情。這在商業等領域已有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