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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高峰
一面是億萬身家的煤老板一擲千金，一面是觸目可及的貧窮落后。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山西省提出了建立“以煤補農”機制，以期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大背景下求得共同富裕、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的新思路，而在此前山西省各地有了“以工哺農”、“勸富濟貧”等各種形式的共富模式。(4月3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認為，“一個社會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可以說貧困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成了一個困擾中國乃至世界的難題。據統計，全世界60億人口中，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貧困人口達12億，而中國目前就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8，居世界第二位。
作為一項世界性難題，怎樣解決貧困，在國內外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比如印度就通過立法，決定每年政府斥資4000億盧比(約合800億元人民幣)解決貧困問題；孟加拉國通過發放貸款資助貧困家庭，靠自力更生發展個體經濟來解決貧困問題；而巴西則制定實施“零饑餓計劃”，同時通過發展教育提高勞動技能來解決貧困問題。現在山西一些地方實行的“以工哺農”、“勸富濟貧”和當前舉國家之力實施的“新農村建設”，都是一種解決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但是，正因為貧困問題的艱巨和堅韌性，解決貧困問題就絕不是如此簡單。就像解決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不能靠少數幾個西方大國的施舍一樣，解決國內某一局部地區的貧困，同樣也不可能靠少數富人的善心或良心。
造成貧困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制度而不是所謂的個人性格造成的。有學者甚至斷言，“窮人太窮”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獲取的機會太少，更是因為他們在被以各種方式不斷地剝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就認為，中國需要一場制度革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這種長期實行的不公平、不公正制度本身就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這是農民人均收入相對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因此，解決貧困的根源問題就應該靠制度變革，而不是靠“勸富”之類的細枝末節上的修修補補。就拿“新農村建設”來說，盡管它不失為解決當前“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和貧富差距的良策，但是，如果制度不完善，富裕的機會不公平，國家下大力投資的6000億就很難用到該用的地方，發揮應有的作用。近日，《學習時報》刊文說，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一年光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就高達6000億元以上。這個數據正好相當于新農村建設資金的總數，也相當于國家一年財政收入的20%。另據世界銀行估計，在“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的失誤率就高達30%，資金浪費大約4000—5000億元，遠遠高于發達國家5%的平均水平。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1萬億元以上，政策性浪費已經嚴重阻礙了發展。
發展機會的不均等、政策性缺陷、制度性不公等造成的貧困和落后問題，絕不是靠道德和勸說能夠解決的。“當官的品質富有，老百姓的錢包才能富有。當官的品質貧窮，老百姓的錢包肯定貧窮。”盡管這種“官品富百姓富”的樸素思想出自一個小學尚未畢業的“童話大王”鄭淵潔之口，但我相信這也許比任何學者專家的理論更適于解決中國的貧困和貧富差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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