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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鄢烈山
回顧最近關于改革的大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懷疑市場經濟改革取向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人的思想仍然顯露出“計劃經濟”的痕跡。另一種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過程中感覺利益嚴重受損的人，更有一些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生活經驗的人，他們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話語是“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兩種人的相似特征是
“懷舊”，共同指向則是懷疑乃至反對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
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正視和回答這個問題：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
說起來應該很簡單，如果當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們為什么偏要改弦易轍，“摸著石頭過河”？必定是認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決心，另謀出路。
事實也正是這樣。對于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吃不飽、穿不暖，連肥皂、火柴、燈油都要憑票限量供應，所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丑化和恫嚇，而是一種無日無之的生存體驗和沉重壓力；而對于具有國際視野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更有與周邊國家發展速度相比較而產生的緊迫感。正是這種種內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達成了“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基本共識，最終促使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上選擇了市場取向。
我想，對于我這樣在舊體制中長大的或過來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沒有誰會真心留戀那個時代。今日的農民雖說仍然生活在最底層，畢竟擺脫了糧票和“介紹信”的羈絆，可以出門謀生了；雖說收入很低，畢竟絕大多數人不用挨餓，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窮折騰。我深信，即使中國不走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中國農民也沒人真樂意回到“生產隊”去。
今年3月，政論作家馬立誠推出了他的紀實新著《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這本書與其說在講1949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史，還不如說是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怎樣確立市場經濟觀念的。恰如經濟學家樊綱在本書的序言中所說，“私營經濟的優點，是在與國有經濟比較中體現出來的，是在人類對國有經濟的試驗過程中(在有的國家可以說是悲壯的試驗)，被人們再認識的”；20多年來，“私營經濟推動了中國混合經濟制度的形成，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
《大突破》一書中第四章《十一屆三中全會：春潮初起》前面幾節值得特別關注。它描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閘門，那并非某人一時心血來潮拍腦袋或關在密室“理性”設計出來的，而是被1700萬知青大返城“逼”出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力安置這么多人就業，涉及眾多家庭的“待業青年”走投無路直接影響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關鍵詞：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個體經濟入憲”，進而有“十三大的關鍵詞：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市場經濟入憲”……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
今天的問題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適合今天現實的解決辦法，豈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會公共福利制度來說吧，我們可以講出許多理由，比如國家經濟實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眾后顧之憂才能刺激國內的有效需求，比如實現社會公平和基本人權；而最缺少說服力的就是講過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謂的“赤腳醫生”制度不過是短暫的花架子，那個時候我作為農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燒數天只能在家里聽天由命地挺著；我也見過，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數是幾代同堂，搭暗樓擱板和睡地鋪的男女不在少數……是什么問題就說什么問題好了，扯什么過去的“好日子”不僅令人生厭也太沒出息。
為什么有些缺乏歷史經驗的年輕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國是怎樣走到今天的，缺乏歷史感，容易輕信，容易產生幻覺。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多講一講當初我們為什么要搞改革開放，給年輕人補點歷史課，同時也讓出于人性弱點容易懷舊的過來人保持清醒，總之使大家明白，改革開放并非某個領導人憑個人意志為所欲為的產物，而是順應民心、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的選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今天，也有人試圖利用民眾對權錢勾結鯨吞國有資產等腐敗現象的道德義憤，否定改革開放的市場取向，吁求打壓民營經濟，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倘若我們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歷史有基本的認識，相信就不會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錯誤，就能夠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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