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反對教育產業化是一句很空洞的口號

　　周其仁

　　還沒寫完本文標題，就想到它要挨罵。但仍然堅持寫了下來，因為前思后想，我認為無論怎樣高喊“反對教育產業化”，還是無助于解決當下我國教育面臨的根本問題。

　　什么是“當下我國教育面臨的根本問題”？我認為不是“產業化”或那根本子無虛

有的“市場化”，而是教育嚴重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要。現在廣招批評的“教育亂收費”，恰恰是教育不能滿足需要的一種表現。教育政策的當務之急和長遠任務，是動員社會多種資源和力量大力發展各類教育的數量，提升教育的質量。空喊口號貽誤時機，只會越來越被動。

　　先簡單舉證一下教育怎樣嚴重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農村居民至今是我國人口大數，農民子女受教育的需要，滿足了沒有？沒有。就是最起碼的義務教育，全國而言至今也沒有完全落實。本屆政府承諾兩年內實現全部農村中小學生的學雜費和書本費，如果做到了，是一項了不起的德政。我國農村天地廣闊，真正做到“一個不能少”談何容易！

　　不少農民已經離開了農村，這又是當今中國的一項國情。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百萬、幾千萬。這些身在城鎮工作和生活的“農民”，一部分把子女留在了老家鄉下——我剛剛訪問過的一個地方，“孩子只會叫爺爺奶奶，不會喊爸爸媽媽”。還有一部分，帶著孩子在城鎮打拼。這些進城農民子弟的義務教育權利，怎樣切實保障？今年兩會以后，看到一些城市政府發言人解說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兩免”政策必須在原地解決的報道。“原地”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那里的干部會把“兩免經費”匯到每一個在外農民工手里，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嗎？要是“原地”做不到，城市政府又管不了，這部分國民的義務教育如何覆蓋？這就需要中央教育部門出場了。高喊“反產業化”，對履行該項職責顯然也沒有什么幫助。

　　再往城鎮看。為什么“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愈演愈兇？原因甚多。但是我以為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本報讀者，都不會相信以下的說辭：那些大把“亂收費”的學校負責人，是因為腦子中了“教育產業化”論的毒，或者像某位公立大學校長最近說的，是因為受到了“泛市場論”的蠱惑。

　　冷靜下來認識“教育亂收費”的根源并不難。我們先問，教育為什么可以亂收費？我們國家已實現產業化或市場化的行當很多，糧食和農副產品、牛奶和飲料、

　　其實，以上提到的許多產品和服務，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嚴重的“亂收費”。上世紀60年代初，不少大城市突然開放“高級糖果點心”和“高檔餐飲”，把很多居民家庭多少年的儲蓄一下子打掃得干干凈凈，不是“亂收費”是什么？80年代的居民為一張“彩電票”付幾百塊還要走門子，不是“亂收費”又是什么？可是說來奇怪，那年頭要是擠不進“亂繳費”的行列，人們還老大不樂意哩。

　　是的，天下所有“亂收費”皆因為有一些真實需求得不到滿足。“供不應求”的狀況越嚴重，形形色色的“亂收費”就越嚴重。這是“亂收費”第一定律，無論彩電還是教育概莫能外。要是說來罵去多少年，“亂收費”依然故我，甚至愈演愈烈，那就一定是在“擴大供給”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障礙。如果不能對癥下藥消除這些妨礙擴大供給的因素，破口大罵“產業化”一萬年，“亂收費”還是揮之不去！

　　不要一聽到把彩電、鞋襪、餐飲之類“形而下”的玩意與教育并提，就以為是在故意辱沒斯文。沒有這個意思。教育當然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和特殊的規律。但是這并不意味教育與國民經濟的其他產業部門之間就完全沒有一點相通之處，更不應該以“反對產業化”為由，拒絕從其他產業部門怎樣從嚴重的“短缺經濟”轉向“買方市場”的成功經驗里，結合教育的實際情況來一點學習和借鑒。

　　事實上，今天就是放手允許“教育亂收費”，我國的教育也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對高品質教育日益增長的需要。這方面的主要證據就是蔚然壯觀的“

　　我們要明白，在教育嚴重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條件下，“亂收費”事實上難以根除。今天壓下去，明天就可能彈回來。要么就是變換形式，從“亂收費”轉化為批條子、走門子和拉關系，或者兩者并存——完全取決于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在這種條件下，教育資源、特別是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也根本不可能讓全體人民平等地分享。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糊弄一時的對付招數，難道也算是一個“辦法”？

　　治本之策是更大限度地動員財政和全社會資源，擴大教育的量，提升教育的質。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全體國民特別是農民最起碼的義務教育，首先要靠國家財力分配到位和落實，至于那些超出了國家義務教育標準的初等教育需求，以及國民對非義務教育更為龐大的需求，政府既然無力滿足，就不應行政壟斷，而要更大幅度地開放，以動員社會資源以各種形式加大投入。在以上兩個大的方面，“反教育產業化”既沒有點明政策目標，也沒有昭示政策手段和工作重點，因而是一句空洞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