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對德勤的處罰不應使用不同標準

　　葉檀 每經評論員

　　德勤被釘上了中國資本市場制度改革的“十字架”。這當然不是為德勤叫屈，從證監會的調查來看，德勤犯下“五宗罪”，無可饒恕。

　　德勤案發在中國資本市場制度建設的關鍵時刻，在中介機構的獨立與公正普受關注

的當下，作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德勤不僅未起到中介機構的標桿作用，反而在泥沙俱下中操守不保，市場的指責可謂義正詞嚴。設想一下，如果畢馬威的錦州港報表披露于今日，那么，上“十字架”的有可能就是畢馬威。雖然畢馬威在消極意義上開創了中國證券市場的三個“第一”，卻并未嚴重到發展為“錦州門”的程度。為何？時勢不同。

　　“四大”都如此，還能相信誰？這是國內投資者的正常反應。但實際上“四大”雖然隸屬中介行業，也無非是要賺取利潤的公司，需要制度來監督來預后。否則，美國的安達信就不會破產。美國會計師協會數年內部整風的結果是，沒有一家事務所遭到警告。人情若水，中西皆同。在利益面前純靠道德自律或者靠內部人之間互相監督，未免過于天真。

　　應該強調的是，德勤盡管違法，其受罰也應該以設定的界限為度，而不應該由于出身不同，就待之以不同的標準。我們既然反對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當然也不應重蹈覆轍給予外資低于國民的待遇，這兩種表現都是不懂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表現。當然，我們更不應趁德勤此次案發，而采用秋后算賬方法，追究當初引入“四大”的“罪責”。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沒有當初引入“四大”，中國的新會計準則是否能夠這么快就出臺？中國的中介機構的獨立與公正是否會這么快就引起市場的普遍關注？中國的企業海外上市是否能夠取得國外投資者的信任？

　　回顧歷史，正是在2001年前后中國的

　　另一方面，糾正全局性的制度缺陷與信用文化缺失的重責，也非中介機構所能獨力擔當。如果我們繼續讓上市公司成為中介機構的衣食父母，那么，出于利益合作的格局，中介機構的獨立性仍然無法得到保障，制度缺陷只能靠制度糾正，而不能靠情緒與道德來糾偏，否則，船舵只能越來越偏。

　　當然，隨著“四大”質量的下降，我們可以從提供的服務質量與所得到的回報必須相稱的角度，降低“四大”在中國資本市場所賺取的利潤，這符合成熟的游戲規則。但這與聲討不是一碼事。

　　從德勤的違法違規的具體內容來看，涉嫌違反《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證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三十五條，具體條文在案，自然可以依條文而行。要求德勤賠償9億元也無不可，前提是國內有法律法規的明文條款，或有這樣的案例在先，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專門出司法解釋，以便后來者依此而行。

　　法律乃是一套公平、普適且抽象的規則體系，也就是說，不應該針對個別群體設定寬嚴不同的特殊法律，以庇護或者損害某一特定群體的利益，超國民待遇與低國民待遇都有違法治精神，這樣的法律法規到最后將成為任由解釋者自由裁量的陷阱，而最終也無助于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市場。

　　在德勤這個案例上，如果任由情緒牽引我們的頭腦，而有關部門也進行選擇性處罰，做標本性處理，那么，我們離成熟的市場不是近了，而是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