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君：在什么樣的支點上來尋求改革新共識

　　陳伯君

　　改革是一場涉及全體中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缺乏基本共識的改革必將遭遇重大挫折。20多年過去了，由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而形成的社會結構基本定型，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一不爭的事實同時表明20多年的改革發展各社會群體之間嚴重受益不均。因其嚴重受益不均才導致占多數的低收入群體對改革發展的不滿，才為質疑市場化改革的人提供了

口實，才加深了改革共識的裂痕。思想的上空再次風云激蕩。相信絕大多數人心里都明白：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和解構，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早已蕩然無存，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同時，停留在現階段上任其差距繼續拉大差距，也難以認同。所以，中國還得繼續推進改革。只有繼續改革，才可能解決改革發展中留下的矛盾和問題。

　　中國改革選擇的是漸進式路徑，這條路意味著更難的改革還在后頭。未來的改革是攻堅。中央提出要“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對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要有突破性進展，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沒有廣泛的群眾認可、理解、支持及監督(主要體現為民間議論)，是很難達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所以，形成改革新共識，凝聚民心，非常重要。

　　那么，改革新共識的支點是什么呢？改革中不斷拉大的差距和不斷激化的矛盾真的是“市場化”惹的禍？什么力量能夠扭轉“發展越快，差距越大”的態勢？關系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究竟是什么？改革將促成怎樣的新的發展格局？

　　一、“高速增長”與“發展很不平衡”是認識中國發展形勢的兩個基本點。

　　20多年的改革，使中國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續發展，創造了連續20多年保持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實現了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百年中國夢”，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這個發展“很不平衡”，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幾乎與發展的速度同步，使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所以，“高速增長”與“發展很不平衡”是中國發展形勢的兩個基本點。如果只強調其中一個基本點，那么，再充分的論述都難以服人。

　　——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成就才使得社會生產力有了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響世界的中國開始在亞洲崛起。新世紀前20年仍然是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期。良機不可坐失。發展依然是中國的第一主題。所以，20多年的改革成就不容否定，改革促發展的思想不容動搖。

　　——“發展很不平衡”，換句話說就是“各階層受益很不均衡”。正因為“發展很不平衡”，中國社會形成了差距明顯的收入群體，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差距就是潛在的矛盾，潛在的沖突。由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發展的起點不同，因而改革發展照過去的慣勢推進，即使惠及全社會各個階層，都以同樣的增速增長，這樣的發展，只會是“發展越快，差距越大”進而遠離改革設置的目標，危及以“公正”為社會制度本質特征的底線。人們對改革發展的憂慮絕非無的放矢。所以，要轉變發展觀念，要在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上從過去的非均衡發展觀向調節和均衡各個階層群體利益的“科學發展觀”轉變。

　　發展的巨大成就和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轉變，標識著 “面向未來，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標識著未來的改革發展將有新舉措。

　　未來改革發展的實際效果必須符合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的指導思想。由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和慣勢，這些路徑依賴與發展慣勢必然與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的指導思想形成博弈。近年來又一場關于改革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各種力量的博弈在思想輿論上的反映，就是各種力量力圖影響發展舉措、爭取自身利益的反映。這場爭論的意義在于：當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得以充分表達，有利于改革決策更充分地掌握社情民意，順應社情民意；有利于更充分地了解攻堅改革的突破點、難點和重點，降低改革成本和減輕負面影響。

　　二、低收入群體真的反對改革嗎？

　　在市場競爭激烈和資本也是生產要素的時代，低收入群體就是窮人，就是弱勢群體。社會主義在中國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窮人當家作主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是公平、正義，是以消除而不是擴大兩極分化、現實共同富裕為發展目標的社會。低收入群體，永遠是這個社會制度要關懷和重視的群體。改革已經27年。27年的時間不算短。27年的改革發展已經足以使這個群體做出自己的判斷。所以，這個群體對改革的切身感受和期望是應該是改革決策最重要的參數。

　　《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的基尼系數2004年接近0.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并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強的調研文章《“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國家級權威刊物《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發表)分析結論是：23分值及以下的占了全部就業者的63.2%，23分值以上的就業者比重不大，按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教育和職業情況(即ISEI數值)排列，中國社會結構呈“倒丁字型”。2005年9月排出的中國富翁前400名，擁有資產6000億元，占2004年GDP的4%。目前我國還有2700萬年均收入64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綜合這些調研報告，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改革發展惠及了絕大多數人，但嚴重受益不均；二是受益最少的人數，占了半數以上。這個占半數以上的低收入群體客觀上存在對改革發展現狀不滿。理論界一些人以此為由，認為改革初期呼吁改革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窮人反對改革。

　　我不這樣認為。盡管既有影響深遠的計劃經濟理論和曾經強大的歷史勢力，又有“人文關懷”的幌子，但終不得民心。留念過去的人只看到計劃經濟時期一些“閃光的碎片”。即使那些“碎片閃閃發光”，也抹不去更多過來人對饑餓和“螺絲釘”的記憶。就貧困群體的情況來說，有兩組數據足以表明回到計劃經濟時期不得民心。一組是，改革開放之前，貧困人口占同期可比總人數的25%，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我國貧困人口降到同期可比總人數的2.5%。另一組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水平因單位的性質而定，農村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幾乎為零，而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社會保障開始向城市貧困人口和廣大農村人口延伸。兩組數據表明改革發展在消除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表明改革發展正在向維護窮人權利方面傾斜。

　　正因為嚴重的受益不均，低收入群體對現狀強烈不滿，對改變現狀的愿望才特別強烈。他們非常清楚，只有繼續改革，才能改變過去非均衡發展帶來的受益不均，才能更多地分享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才能獲得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實現更加公平的利益訴求。

　　鄧小平曾經指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這句話的分量，只有經歷了計劃經濟的折騰和榮與辱的人，才掂量得出。改革，點燃了希望。改革之初，是一個滿載著希望和憧憬的時期。20多年的改革發展，各群體之間的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大，似乎就掐滅了低收入群體的希望了呢？如果單看日愈拉大的差距，這樣的結論有無數的事例支撐。但是，還有一個更大的事實：市場化改革，發展民營經濟，沖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凝滯的社會結構和處在不同階層群體的社會地位，為每一個人自我奮斗提供了可能和條件。“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不少人由此脫穎而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孕育了一大批非公有制經濟的民營企業主和個體戶。在這些企業主和個體戶中，有的本身就是工人(辭職下海)或農民(棄農經商)，有的是工人或農民的后代。改革給他們創造了創業、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為有產者，進入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是改革的重大成功之一。工人農民中部分發家致富，引發了社會階層的重大調整和重大變革，使執政黨傳統的執政之基發生重大變化。

　　20多年來，傳統的社會階層的分化天天都在發生。而且，今后也會天天發生。正是這些天天都在發生的變化，改變了中國社會原有的階級結構。中國私營企業零起步，到2005年9月，我國私營企業已達419萬戶，個體經營戶3921.6萬個。每年有1.5億左右的農村勞力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有近10%的大學以上畢業生和知識精英(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進入社會白領階層(即中等收入階層)。另外，國有企業改革和國家實施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的數量和人數都在逐年減少。這一切，改寫了工農聯盟的傳統內容。部分工人農民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身份，進入有產階層，使歷史形成的工農聯盟出現大的分化。這一新生的社會力量，能夠減弱由于特困群體問題給改革和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他們的創業發展史在人們通往希望的路上留下熠熠生輝的轍跡。他們的今天可能就是部分弱勢群體的明天。

　　改革為每一個中國人自由擇業、自由發展點燃了希望。與其臨池慕魚，不如退而結網。學習、塌實苦干，是個人奮斗最需要的品質。能否擁有理想的職業和理想的人生主要取決于自身的努力——這是今天中國社會發展與變化的元動力。人們總是在比較權衡中判斷自己的得失，有希望的貧困與沒有希望的貧困是不同層次、不可同日而語的。“自由”與“希望”對個人奮斗、對社會發展、對國家強盛的極端重要性，早已被人類歷史所證明。有了這樣的元動力，即使是被改革發展的大潮完全邊緣化的弱勢人群，也不會愿意回到那個既貧困又無指望的“螺絲釘”時代。有了這樣的元動力，社會結構的變化與調整正預示了中國的活力與生機。

　　三、“改不改”與“怎么改”之辨

　　“改不改”是宏觀形勢提出的問題，“怎么改”是微觀操作提出的問題。雖然兩者之間有前因后果的聯系，但畢竟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如同病人手術“動不動”和“怎么動”一樣，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因而不能用“怎么改”的過失來否定“改不改”的決策。

　　國企改革觸及共和國的政治根基、經濟根基。而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職工利益嚴重受損、下崗工人再就業難的情況，因而國企改革似乎也為質疑改革最有力的口實。這個質疑無法回避，這個心結必須解開。

　　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看，國企是處在非改不可的時刻。

　　發展市場經濟，首當其沖的必然是按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必將徹底失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這個優勢，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市場經濟勢如破竹，第二年，中央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爭奪市場的較量中，不少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已經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你縱然有天大的力量和智慧，也不可能把市場經濟迅速膨脹這個“魔鬼”再放入魔瓶了。唯一的選擇是改革國企，而且刻不容緩。這就是歷史趨勢。任何歷史人物推動國企改革，觸動共和國的政治根基、經濟根基，都可能是悲劇角色，都可能背負一世的“罵名”。歷史把改革發展的決策者、實施者推到二難選擇的風口浪尖上，要么回到傳統體制，更弦易張；要么執意推進，改革國有企業。事實上，沒有選擇的余地。一方面市場經濟大潮已呈洶涌澎湃之勢，注重計劃、輕視銷售的國有企業，庫存積壓已是最嚴重的問題了，國家銀行幾乎也難以為繼填補這個越來越大的窟窿；另一方面，歷史已經證明計劃經濟體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回到計劃經濟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國有企業只有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條路可走。

　　所以，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在“改不改”上，而是在“怎么改”上。現在情況已經很清楚，癥結是政府權(國企領導本質上也是政府權的代理人)操縱了國企改革，扭曲了國企改革。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沒有經受住利益的誘惑，在這場國企改制的“闖關”過程中，利用手中對國企改制的絕對控制權，要么彼此沆瀣一氣，要么與他人狼狽為奸，瓜分國有資產，損害職工利益，致使這場國企改制成為這些腐敗分子吞噬國有資產和職工利益的“最后的晚餐”。國企改革弄得天怒人怨。相信包括一些支持國企改革的專家學者也為此痛心疾首，一些改革決策人士也有“出師未捷身先亡”的感嘆！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在政府權改革沒有到位、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不要輕易撬動國資改革。

　　國企改革被嚴重扭曲。這一點，沒有多大分歧。我之所以說不能把“怎么改”出現了問題上升到對“改不改”的否定，就因為：從發展市場經濟的大局上看，國企改革達到了優化國有資產、提高國企市場競爭力和理順市場經濟秩序的目的。

　　也許，憂慮國資流失和職工利益受損的人會問：為什么不等到國企改制條件成熟才進行？事實上，10年之后，政府權改革到今天仍沒有重大突破。國企改制等得起10年嗎？當時大多數國企的情況朝不保夕。兩害相比取其輕。國企改制只得“背水一戰”。基于當時國家的實力，做出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戰略安排。這個戰略安排，其實也就是分兩步走，審慎推進。

　　現在看來，國企改革“抓大放小”，何等英明！試想，如果當時連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一哄而上，也面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職工利益嚴重受損，恐怕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會“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了。由于政府權改革沒有重大突破，改革被扭曲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吞噬國有資產的力量更加強大，所以，盡管壟斷行業的改革勢在必行，市場經濟需要破除壟斷，十六大報告、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五中全會的《建議》都提到了大型國有企業退出壟斷行業和對壟斷行業的改革，這個領域的改革還是“瞻前顧后”，“亦步亦趨”，進展緩慢。我認為，這正是審慎、理智、負責任的體現。國企改革的教訓必須認真汲取。面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的改革勢在必行，不少人早已虎視眈眈，視為最后的、最肥的一塊“羊肉”。在我看來，大型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命脈。這個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一些權威專家咄咄逼人的責問而沉不住氣。一定要考慮改革的條件成不成熟。條件成熟一點，推進一點。

　　四、市場化改革的政治風險與經濟風險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有三個與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特點：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本質特征就是公平與正義，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制度也不容許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為代價，如巧取豪奪、榨取勞工剩余價值等現象。而這些現象，資本主義國家在它原始積累時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權力配置資源還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初期的體制缺陷正好為“權力尋租”創造了盡情施展的空間。因而“權力尋租”的幾率自然遠比沒有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市場經濟要大得多，容易結成盤根錯節、榮辱與共的官商聯盟和“權貴”經濟；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有資本高積累、國有資產還在增殖的情況下發展的，國企改革和“國退民進”客觀上為“內部人”化公為私、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中國市場經濟這些國情特點，昭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風險重重。事實正是如此。由于經濟體制轉型和新體制還不完善，權力經濟已成氣候，把市場經濟攪得周天寒徹。

　　“權力經濟”，就是官商勾結的經濟。自市場經濟改革開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5次“致富風暴”。第一次是價格改革，實施雙軌制，歷史上俗稱為“官倒”。不少人在這輪“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培育資本市場以來的股市黑幕，從一些不法官員配置上市名額收取巨額受賄款到一些公職人員挪用包括銀行資金等在內的公款抄股，從股市設置陷阱的“黑莊”到掏空股資的“黑東”，把好端端一個股市攪得昏天黑地，至今難以恢復元氣；第三次是“國企改制”出現的偷梁換柱現象，國資大量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視國企改制為“最后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還在延續的“圈地活動”，成克杰僅一次批地的受賄款就多達3500萬元。在“慕、馬案件”中，慕、馬批地的受賄收入僅僅8000多萬元，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10多億元。第5次是一度愈演愈烈的掠奪自然資源，特別突出的就是發“礦難”財。年復一年的“礦難”，為什么總是打壓不下去？為什么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參與其中，地方官員與礦主們沆瀣一氣。5次“致富風暴”，滋生出一個非法致富群體。這個群體，實際上就是人們深惡痛絕的“既得利益群體”。

　　這個“既得利益群體”在市場經濟大潮里興風作浪，攪亂了市場經濟秩序，致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遲遲發揮不起來。這就是經濟風險。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出現，越出了改革劃下的警戒線——“絕不允許出現既得利益群體”，越出了社會制度可容忍的底線。這就是政治風險。

　　五、什么是關系全局的重大改革？

　　事實已經很清楚，正是這個與權力聯姻的“既得利益群體”，扭曲了市場化改革的性質，經濟矛盾、社會矛盾都與此有關。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未來的改革發展還將被扭曲。所以，我認識，轉變政府職能，在制度建設上剝離權力與經濟的聯系，是關系全局的重大改革。

　　如今，轉變政府職能、剝離權利相連的改革已經非常艱難了。這個“既得利益群體”，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形成了榮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從懲治腐敗的情況來看，往往是揪出一個，帶出一窩；往往是牽一發，動全身。這兩個“往往”，可以逆推出“既得利益群體”的結盟情況。

　　解決“既得利益群體”問題，需要認清他們的雙重性和危害性。他們在沖破計劃經濟管制、發展市場經濟、推動社會轉型方面“功勛顯赫”，同時，他們積累的個人財富也與對社會發展的重大貢獻成正比；他們揮手之間堆積起來如同金字塔一樣輝煌的財富，不是辛勤勞動和依法經營的結果，而是利用體制的不成熟、尋找體制的弊端實現的飛黃騰達。他們既是推動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主力，同時又是改革發展的最大收益群體，在聚斂社會財富的道上一路狂奔。所以，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由于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特性——滲透于改革發展之中，利用改革發展過程中階段性的合法性“因勢導利”(與“因勢利導”互動)，20多年間，幾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為他們瘋狂撈取財富的機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責；他們以改革發展的名義維護著、壯大著自己的利益，但他們利益增大的過程和結果都加重了改革發展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他們所追求的目標與國家的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是以利益分享而結成的一個利益共同體，既滲透于權力領域、經濟領域，又滲透意識形態領域、理論領域，遵循著“潛規則”；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兩面性，使他們在改革發展中撈取個人利益的“游戲”玩得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他們與市場經濟和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同在，他們的斑斑劣跡不僅使中國市場經濟留下“不好”的惡名，也使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毀譽參半。他們既是改革發展的最大受益群體，也是隨改革發展而壯大的群體，其力量足以與國家的力量博弈。今天中國出現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矛盾以及信仰危機都與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壯大和發展直接相關。“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基于這些雙重性特征，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顯得鞭長莫及。所以，遏制這個群體惡性膨脹和解決這個群體的問題，只能是釜底抽薪，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剝離權力與經濟相聯系的改革來解決。

　　六、攻堅改革刻不容緩

　　社會天天在變化，經濟天天在發展。無節制地吞噬改革成果、發展成果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會因為我們的爭論而停下步來，也不會因為我們放慢改革而停下步來。所以，盡管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更為艱巨的改革，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包括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權力運作、剝離權利相連在內的攻堅改革，必須推進，而且刻不容緩。所以，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建議》提出：“必須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人心齊，

　　有兩點需要明白：一是堅定信心尤其重要。信心來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來自執政黨的強大和執政為民、為民執政的宗旨，來自改革發展帶來的國家強盛和經濟繁榮。一切挑戰社會制度、挑戰宗旨的行為終將受到應有的懲罰。建成更加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是不可阻擋的改革趨勢。我們既要看到今天險象環生，增強危機感、使命感和緊迫感；更要看到凸顯的、蘊涵的、更大的蓬勃生機，堅信過去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是正確的，未來的市場經濟發展也是有前途的。任何利用改革中的問題(“怎么改”)而否定市場化改革取向(“改不改”)，客觀上存在激化社會不滿情緒、增加攻堅改革難度。

　　二是當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突出問題，都是改革發展階段性的矛盾和問題。中國的改革發展是在經濟落后、人口眾多和地區之間發展條件迥異的情況下起步的，是在20多年均衡發展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和人民依然貧困的情況下起步的，所以中國選擇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讓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非均衡發展的路徑來啟動經濟騰飛，而“兩個讓”的實現本身就意味著出現“發展的差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既是創舉，又是探索，存在一個由試點到推開的過程。這個“由試點到推開”的過程，本身就意味著各地所擁有的體制創新資源和發展的體制條件不同；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理論到實踐，從無到有，也必定是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在這個不斷成熟的過程中，必定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由于體制創新資源和發展的體制條件不同，由于新體制在不斷成熟的過程中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加大了“非均衡”發展的差距和差距的矛盾。所以，今天中國的差距矛盾和差距問題，是改革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性矛盾和階段性問題。

　　正視這些差距矛盾和差距問題，主要是為了增強必須解決矛盾和問題的緊迫感，增強扭轉“發展越快，差距越大”這一發展慣勢的緊迫性。既然是階段性矛盾和問題，因而絕不能放大，更不能激化。從發展的歷史角度看，按照發展“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兩個讓”是非均衡發展，第二步“兩個帶”則是均衡發展。隨著“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構建

　　更加公正、均衡受益的和諧發展能否成為新的發展大勢，取決于我們對那些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在這如此關鍵的攻堅時刻，反思改革固然重要。但反思改革是為了認清過去漸進式改革所暴露出來的不足和缺陷，增強攻堅改革的緊迫感，形成新的共識。而不能相反，放大改革中的矛盾和問題，渙散人心。“共識”是民心的凝聚力。民心凝聚起來了，攻堅改革才可能穩健推進，發展才能更快地進入人們所期待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