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擁軍：改革討論不要跑題 不要借改革來說事

　　段擁軍

　　當下，人們思想活躍，討論氣氛熱烈，我們的報紙，我們的經(jīng)濟學家、時評家應該珍惜大好時光，利用有利的思想輿論環(huán)境，認真討論改革或與改革有關(guān)的問題。不要借反思的名目插科打諢，說些與改革無關(guān)的閑話。生活中經(jīng)常見到這樣的情景，幾位“賢達”正在討論問題或正在說事，總有喜歡逗樂或出洋相者插話打趣。比如你說“要整幾只貓來治治這滿

屋的耗子”，他插話說“要家貓還是要野貓？”你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他說“投資辦學者是你們家的親戚嗎？”“你小子行啊，一個女秘書還不夠，還想整一屋子女學生呀”，“這家伙，辦學動機不純”。生生把個嚴肅問題變成個笑話，把個實際的真實的有意義的問題討論攪黃了。

　　說改革的事，莫要借改革說事

　　時下就存在這個問題，改革的時勢非常緊迫，許多問題急需討論清楚，達成一致。不采取行動或不拿出辦法，維持不合理的現(xiàn)狀或任現(xiàn)狀發(fā)展下去，對國家和百姓都是很大的損失。如果我們討論改革存在的問題，那么就應該具體談一談存在什么問題：對于醫(yī)療體制，把福利性質(zhì)的公立醫(yī)院簡單的商業(yè)化或推向市場，這行不行，考慮沒考慮多數(shù)職工群眾的利益；這樣改，能從根本上增加醫(yī)療服務供給，提高醫(yī)療服務質(zhì)量嗎，真正合適的方法是不是應該這樣……；國企轉(zhuǎn)制可以，但時下這種轉(zhuǎn)制的方法不行，應建立規(guī)范合理的程序，如此這般的進行等等。

　　諸位關(guān)心改革的社會賢達若能這樣具體的討論問題，即使不能解決“改革”這一宏大問題，也可以解決一兩個關(guān)于改革的具體問題。比如，建議政府把公立醫(yī)院的藥價和收費直接控制起來；提出公立大學本科每年收費最高不得超過5000元的政策主張；又比如，提請有關(guān)部門高度關(guān)注40-50年齡段的職工退休問題，對此進行專題研究。解決了其中任何一個問題，或者影響了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對百姓來說都是功大莫焉，對賢達來說也是做了一件積德行善的好事。

　　可現(xiàn)實卻是：某一個人剛剛提出一個問題(不排除這個問題本身已經(jīng)超出了改革討論的范疇)，未等他說完，馬上就有人說：“你什么目的，怎么能提這樣的問題”；“屁股決定腦袋，不要指望這樣的利益集團代言人能說出對普通百姓有利的話來”；“這個主張是新自由主義觀念的產(chǎn)物”，“這是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老近衛(wèi)軍的主張”。還有人離題更遠，聯(lián)想更豐富：“這家伙是不是拿了別人的錢，替人說話、幫人消災呢(有點像說魯迅拿了盧布寫文章一樣)”，“這家伙是以罵名人為手段，趁機炒作自己呢”，“這小子目中無人，把自己看成神，把百姓看成群氓啦”。

　　一時間臉紅脖子粗，道德的人格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意識形態(tài)的相互攻擊愈演愈烈，大號的小號的中號的政治帽子滿天飛，把個本來正在討論的改革正題拋到了九霄云外。觀眾也由開始時的認真聽、不明白就問，變成了迷惑不解(被搞暈了)，驚嘆不已，最后則變成了看吵架、看熱鬧：“嘿，那家伙聲音高”，“嚇，那一位會罵”。生生把一個嚴肅的改革討論變成了賢達間亂吵亂掐，觀眾亂跑亂鬧看大戲，這么一個局面。

　　難道我們真的要把這場改革討論變成一場“石破天驚逗秋雨”。可借余秋雨說事，那還可能是個多贏的局面：雜志社出版社增加了發(fā)行量，余秋雨成了新聞不斷、人氣10多年不衰的大明星。最重要的是，它使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流布更廣，讀者更多，由本來的文人墨客，變成了販夫走卒、三教九流無所沒有。最終的結(jié)果是使傳統(tǒng)文化熱增溫，可謂皆大歡喜。而借改革說事，就可能沒有這樣的結(jié)果，就可能只會誤我們的大事。

　　炒作張維迎教授，張教授需要這個名聲？希望成為明星多買幾本書？那些早已知名的時評家，需要罵張教授使自己名聲更大？報刊雜志需要因此增加的這點發(fā)行量？我想不會！各方人士決不會愚蠢到拿改革反思這樣的大事?lián)Q這些東西。政治經(jīng)濟的改革是我們所有人切身利益的根基所在，它的推進與深化與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guān)，相信人們斷不會因小失大，拿這事開玩笑。我寧愿將這些做法看成是缺乏有效討論問題的平臺，缺少合理有序討論問題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文革大批判帶給我們的遺風所至。

　　討論改革，本該遵循的原則

　　要搞好一場討論，首先要明確討論的主題或者說問題，其次要約定討論的程序與規(guī)則，劃定討論的范圍。就今天來說，

　　1、我們是討論改革問題：改革的具體方法、措施、指導原則，而不是討論改革過程中發(fā)生的眾多與這些方面無關(guān)的其他事情。比如說，雖然包產(chǎn)到組還是包干到戶，這兩種不同的改革措施哪個更合理更可行，是我們討論的主題。但是，發(fā)生在分地過程中的不公平問題，賄賂問題，地塊分的過散與超生子女分不分地的問題，就不是改革討論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無論改革不改革，怎樣改革，改革前或是改革后，甚至解放前還是解放后，美國還是新加坡，都會存在也需要解決的一般社會問題。討論改革問題，不是討論改革時期或者改革過程中發(fā)生的一切問題。

　　2、我們討論改革的具體方案、具體措施、初步方案、初步設想，乃至改革的思路、原則，不是討論提出這些思路原則方案措施的人。不管這些人是張五常還是張六常，張維迎還是金維迎，郎咸平還是柴咸平，弗里德曼還是弗外德曼，都一樣。既不管他們的來路，也不管他們的動機，更不管他們的出身和價值觀，只關(guān)注他們的思路原則是什么，政策主張是什么，方案措施是什么。思路原則可取，方案主張好，就是張五常也行；思路原則不正確，方案主張不可行，就是孔繁森也不行。毛主席說得好，誰提的意見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誰的辦。李鼎銘先生是黨外人士，他的“精兵簡政”的意見提得好，黨就采納了。

　　3、我們討論體制改革問題，涉及的是制度性解決方案，一般不談論操作這些體制的人的品德問題、價值觀念問題、行為作風問題。不合理不完善的舊制度下照樣存在英雄人物，它不能成為我們堅持舊制度的理由；科學合理適應時代的新制度，不能因為在這些制度下依然有蛀蟲，運行這些制度的人中依然有違法亂紀者，就因此否定選擇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我們當然需要研究社會的一般道德狀況，這是一項制度能否立足的觀念文化基礎，但是，我們不需要討論研究個別人、個別階層的道德品質(zhì)與價值觀念問題。

　　4、我們討論與具體改革方案執(zhí)行落實有關(guān)的人、事、思想觀念，是討論與此相關(guān)的某一類人，某一類觀念。這種討論是要搞清楚這些方案的落實有沒有相應的人才基礎，有沒有相應的價值觀念的支撐。討論的具體事件，是有典型意義的、能夠說明眾多同類性質(zhì)問題的標志性的事件。而不是有著各種各樣特殊性的、具體的事情。在不少情況下，被當作的典型加以討論的具體事件，往往還是需要經(jīng)過簡化才能夠派上用場的。

　　這種討論決不研究某一個人具有怎樣的思想觀念、行為取向，也不研究某一件具體的事，有怎樣的具體特性與具體表現(xiàn)。張維迎先生是否有強烈的精英意識，劉國光先生是否有濃厚的傳統(tǒng)觀念，郎咸平先生是否有聰明的作秀意識，社會上是不是有張瑞敏這樣的杰出企業(yè)家，或者說是不是有顧維軍這樣的不走正道的企業(yè)家，都不重要，都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值得討論的僅僅是：是不是大多數(shù)國人都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觀念；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張瑞敏式的企業(yè)家，還是存在著大量顧維軍式的企業(yè)家。

　　5、我們只討論改革方案、改革原則、改革觀念的合理性可行性與最佳性，不研究提出這一方案原則觀念的人，其道德品質(zhì)與行為作風是否良好、是否合理、是否正確。提出改革方案的人，品質(zhì)高尚、德行完美，這當然好，這一事實會增加我們對于某一改革方案的信心。但是假若提出方案觀念的人，是個保守落后不值得稱道的人，或者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甚至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敵人，我們也必須冷靜，也必須心平氣和、公允客觀的對待這些方案和主張。

　　我們要的是科學合理的改革方案、正確有效的思想主張，而不是要提出觀念方案的人。我們遵從合理的方案、科學的觀念，并不是遵從提出方案觀念的人，也不是要學習效法這個人的品質(zhì)與作風。

　　某一個方案或觀念由誰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這個方案或觀念是否正確，我們需不需要。我們選擇了某一方案，認同了某一觀念，同我們自己提出這個方案、想出這個觀念，并無原則的不同。不需要照搬敵人同意的我們就反對這一固有觀念，以作繭自縛。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張維迎的作風是否傲慢，是否充滿新自由主義氣息；張五常是不是美國情報局派來誤導中國改革的人，郎咸平是否是一個投機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張維迎、張五常、郎咸平的意見方案，有沒有合理性，有沒有值得借鑒和討論研究的價值；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找到一個怎樣的方案、怎樣的主張。在有關(guān)他們的為人、作風、人品、來歷、動機、用心、價值觀等等方面，花太大的精力去探究和爭論，那是在浪費我們寶貴的時間。是我們在把他們當明星炒，是我們在當他們的追星族。這樣做，會誤了我們的改革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