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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經濟學系教授，博導
當下，主流經濟學家這個詞在中國社會里引起頗多的爭議甚至怒斥。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過于看重經濟學家的治國職能，另一方面，也因為主流這個詞動了大多數在經濟學界混飯吃的學者、教授們的“奶酪”。誰都想被別人“封”為主流，誰也都不想被劃入非主流。于是，只要在一部分經濟學家前加上“主流”一詞，便打擊了一大批人，“主流”因此成
了一個麻煩的稱謂。
前幾天看到一個報道，面對什么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質問，吳敬璉老先生回應說，主流在中國就是指過去20年中支持市場化改革并與改革大方向一致的經濟學家。這當然是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和局面而給出的一個說明，只是這樣的說法恐怕更會引起誤解和爭論。不管主流也罷，非主流也罷，與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不同，經濟學家常常受到非議。根據我的經歷和感受，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主張在多數情況下與人們期望的正好相反。
如果我們把研究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專業人士放到一起，通常更容易識別誰可能是經濟學家。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時，看過BBC一個圓桌“脫口秀”節目，很多學者圍坐在主持人旁邊討論一個公共問題(已記不得是什么問題了)。學者在一起討論公共問題必然是會喋喋不休唇槍舌劍一番的。但當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所有這些人的發言中，唯有那位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最離譜和離奇。不用說，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得不到在場人的共鳴是肯定的了。
想了解什么是經濟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古怪的思維方式，這個故事也許并不新鮮。在西方社會，有大量揶揄和譏諷經濟學家的段子，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惟妙惟肖地奚落經濟學家的個性、職業和思維邏輯。我記得，有一個被稱為“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的段子是這么說的：一名經濟學家與一名數學家在森林中散步，走著走著，突然碰到一頭大黑熊，經濟學家見狀，嚇得面無人色，扭頭就跑。數學家說：“你別跑了，我們肯定是跑不過黑熊的！”而經濟學家答曰：“我雖然跑不過黑熊，但我跑得過你！”
以上這個段子典型地描述了經濟學家式的“觀點”。雖然觀點獨特和別致，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總是相同的。前一階段在網上流行了這么一個被稱之為“經濟學家的定律”的段子。其中第一定律是說，每個經濟學家都有一名意見相反的同行。第二定律是，這兩位經濟學家的意見往往都是錯誤的。我要說的是，這個段子揭示的不是經濟學家個人本身的問題，更不是說經濟學家根本就不講“原則”。很大程度上，出現這樣的現象與社會科學的性質有關。研究社會要比研究物理和化學復雜得多，因為社會和經濟的系統極其復雜，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在路徑上與物理學就很不同。可重復的實驗可以基本解決物理學家的分歧，而經濟學家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理解與立論就很難簡單地靠觀察和經驗來求得一致了。甚至暫時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接受的理論也會隨著社會現象的改變而被證偽。
倫敦經濟學院菲力普教授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失業變動與通貨膨脹變動之間的反向變動關系，在70年代之前是宏觀經濟學的主流理論。這個具有經驗基礎的“菲力普曲線”完全可以置入總需求-總供給的主流概念框架中。但是在70年代后期，西方經濟出現了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的“滯脹”現象之后，“菲力普曲線”受到了挑戰。可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理論不可挽救。后來的經濟學家把預期因素考慮在“菲力普曲線”中，很快就能解釋“滯脹”了。
坦率地說，經濟學作為對復雜社會的科學研究方向之一，其成功的標志與其說在于經濟學家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一致，還不如說是經濟學家能否對變化了的現象作出理論的修改。完全獨立于具體經驗現象和條件的經濟學理論是沒有生命力的。作為社會科學的前沿學科，經濟學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始終通過改變約束條件和增減新的變數來解釋和預測新的現象。
事實上，經濟學家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解釋和判斷來源于“約束條件”對經濟學家的“約束”，這是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比如說，非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家在對政府的看法上、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和解答往往比較理想化，喜歡更多的倡導，而經濟學家則更“務實”，因為經濟學家是在“約束條件”內考慮問題。經濟學家并不關心政府該怎么做，而是關心政府實際上做了什么以及為什么這么做。因為考慮“約束條件”是經濟學家的思維邏輯，所以經濟學家之間的觀點差異往往也就導源于所考慮的“約束條件”的差異。畢竟，注重和考慮哪些“約束條件”是經濟學家自己的事情，并沒有指導原則。唯一的原則是，你必須考慮“約束條件”。
在世人眼里，經濟學家固執地沿著自己的方式去認識和解釋世界，但這卻讓經濟學獲得了成功發展的機會。回顧現代經濟學過去50年的發展脈絡，確實可以發現經濟學家在部分問題上還是有了比較接近的觀點。美國當代走紅的經濟學家曼昆教授在《經濟學原理》的結尾處中曾經總結出了經濟學的“十大原理”，大概可以用來作證一番。
當然了，我這里所說的經濟學家，認同本文的人都知道是指主流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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