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產業突圍路徑：制度 技術

　　本報記者 馬娟 李振華

　　前言:

　　中國并不是沒有高科技。

　　2005年底，美國聯邦政府的智囊機構——哈特森研究所發表的《中國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競爭力報告認為，在科技以及軍事方面，中國開始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甚至由此引發中國“科技威脅論”。

　　但高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這是一個時代的使命。

　　自1988年實施火炬計劃以來，中國做了大量的科技投入，但有多少科技成果真正應用于生產、服務于社會，而不是束之高閣？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以市場換技術、以政策換資金”，引進外資以期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但這究竟換來多少技術外溢？目前的情況是，許多高新技術行業為跨國公司所掌控，中國企業的整體技術

　　究竟是郎教授過于悲觀？還是……

　　討論這個問題并無現實意義。診斷病因、尋求出路，才是正道。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與21世紀經濟報道聯合舉辦天下論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鄭國漢、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徐巖，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IEMBA課程協調中心副主任林智生、北京市人民政府工業促進局副局長馮海、中信集團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總經理助理崔冠杰與四川自貢長征機床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仝捷各陳己見，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現狀與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論壇由本報記者李振華主持。(文/馬娟)

　　北京報道

　　“郎教授錯了”

　　主持人：不久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其新書《科幻——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戰略評判》中說道，“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而實際情況是，自1988年國家實施火炬計劃以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在國家扶持下得到了發展和壯大。各位嘉賓對郎教授的論斷有何看法？

　　鄭國漢：我覺得郎教授只是財務方面的專家，他來判斷中國有沒有高科技，膽子夠大。中國神舟飛船可以上太空，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可以做到，說中國沒有高科技這句話站不住腳。但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比其他發達國家相對落后這是事實。

　　什么是高科技產業？國外也沒有很明確的定義，大概就是研發投入要占較高比例，或者說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的某些產業已經進入世界前列，只不過規模不大。比如思科已經把華為作為一個國際對手，這說明華為不可能與其差很遠，假如思科是高科技企業，那華為也應該是。所以我們要承認一個事實，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相對落后，但說完全沒有，這個話說是過頭的。

　　馮海：郎教授的說法太武斷，如果說中國在某些領域沒有占領高端，某些領域不如美國，這是可以的，但是籠統的說中國沒有高新技術，這完全不值一駁。袁隆平的水稻栽培技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王選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拍技術在世界上也占了85%到90%的市場，中國還有氫彈、原子彈、航天科技，如果這都不叫高新技術，那只能說你不懂高新技術。

　　徐巖：判斷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就應該先看有沒有高新技術產品，因為有高新技術產品就一定會有高新技術產業。從產品來看，中國生產和出口大量的電腦、通訊設備等高新技術產品，所以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里，尤其IT產業，國際上的分工越來越明確，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分。最上游有知識產權，下游就是組裝。討論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本身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探討的問題是中國的高新企業在產業鏈上處于什么位置？是不是更多的集中于低端？

　　創新的方程式是什么？創新=發明+商業化。商業化需要對市場有準確的把握，企業要發展必須掌握兩點，一是關于技術的知識，二是關于需求的知識。中國高科技產品不斷增長，滿足市場需求，這就說明，盡管中國企業在技術上比較弱，但在需求方面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品牌是關鍵

　　主持人：高新技術的獲得基本上有兩條途徑：自主研發和引進。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希望通過引進外資的方式來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但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流動沒有轉化為中國內生的技術能力。您如何看待外資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中國要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要不要改變以前的策略？

　　崔冠杰：關于是否自主研發，可以通過我國光纖的發展過程加以說明。在上世紀80年代，通訊產業是制約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產業，但是當時中國連光棒都做不出，如果進口光纖的話，國際上的價格很貴，以當時的國力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才能把改造通訊提上議程。于是國家提出要自主研發，時至今日，中國做出了光棒，拉出光纖，且使光纖的國際平均價格降至每千米一千多人民幣，有說法是“光纖的價格和方便面相當”。這說明，基礎設施技術的獲取，是不可能靠跨國公司轉讓給你，自己的戰略產業，必須靠自己發展。

　　徐巖：外國企業到中國的研發投入可能與其在本國的投入相當，但是，這種研發產生的技術只是用在本公司內部，為他自己公司服務，并不具有外延性，所以指望外資在投資的同時也把技術轉讓給國內，是不現實的期望。

　　盡管有些在合作時有轉讓協定，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政府的議價能力可能越來越少，所以自主研發是最主要的手段。當然，還要借助一些外力，多與跨國企業合作，加入到國際價值鏈中去，與國際接軌。

　　仝捷：不管是引進資金、技術，還是自主創新，應該有主輔之分。1995年，我所在的企業與英國有100年生產機床歷史的企業合作，當時談到樣機引進、技術引進。我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現他拿過來的是走入市場衰退期的機床品種，合作一段時間后，我們在其技術設計原理之上，開發出一種改變結構形式新型機床，在技術上實現了超越，并申報國家2006年優秀新產品開發新項目。這個說明通過引進合作項目來促進自主研發，可以縮短新產品開發周期，達到趕超的目的。

　　另外，中國在自主研發過程中，即使技術超越不了最先進的，但是也可以對其形成一種競爭，而增加中國的議價能力。

　　主持人：比如汽車行業，我們引進外資20多年，到現在除了新興的汽車廠，比如吉利，以及國家重點扶持的幾個最大汽車廠，自己不能都獨立造車，即使能造出的車也沒有多大市場，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馮海：以市場換技術還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突出表現在汽車行業，所以要承認我們在引進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差距的。現在中國與外國企業談汽車合作的時候，會談到聯合建研發中心，由研發中心聯合出車，但是外方對這一條是抵制的。跨國公司經過百年的發展，形成一整套的市場運作體系，技術運作水平很高，很多經驗值得學習。

　　徐巖：很多技術需要不斷積累，這對歷史悠久的企業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財富。諾基亞用20多天就可以換一個新的手機版本出來，多半是因為諾基亞掌握了積累型的技術。我相信汽車也是這樣，有時候技術設計上的一點改進就會有很大優越性，在這方面，中國不是短時間能趕上國外的。

　　崔冠杰：其實我國對汽車工業化道路在不斷反思。首先提出來是國產化率問題，國產化率是國家唯一針對汽車工業規定的。國產化率就是價值的百分比，后來決定零部件數量，通過引進車型，帶動零部件發展，進一步自己研發。產業政策在理論上是沒有錯誤的，但后來制度問題導致汽車業不能開發。最近在反思的問題是中國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自有品牌。比如說奇瑞，發動機可以是國外的，但品牌是自己的。汽車工業發展到今天，國際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其核心就是品牌，如果不培育自己的品牌，就永遠沒有中國品牌的汽車。

　　鄭國漢：汽車行業已經不能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比如美國和日本車，從頭到尾的零件來自世界各地。只要掌握好技術和市場網絡，中國是有實力形成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徐巖：過去大家認為組裝產品很低端，其實也不一定。因為組裝時要對市場進行了解，外觀設計、顏色等對于打開市場很重要。一個企業要想生存，一方面要有技術，同時對市場需求也要很好的掌握。另外，專利費也并不是都很貴的，而且超過期限就可以隨便使用，關鍵如何把各方面的技術整合起來，創造新的價值。

　　現在是信息化社會，往往戰略上的創新比技術上創新更重要。國家投入很多資金搞出許多專利，但是專利沒有轉化為產品就是浪費錢。所以在高科技產業里，科技到底應該如何定位很重要，不僅有技術方面知識的創新，還要有市場知識方面的創新。

　　高新開發區誤區

　　主持人：高新技術產業不是靠某一家企業來支撐的，更多地表現為企業間的協同。您對目前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有何看法？是否起到了整合資源的作用？

　　崔冠杰：現在全國共有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現在看來，開發區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園區里，有的企業是搞機床的，旁邊企業是搞印刷的，他們產業上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形成生態鏈。后來國家又提出要建立專業化園區，在企業之間形成一種生產鏈關系。現在已經改進了很多，像張江高科技園區，軟件科技園區等。

　　鄭國漢：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地方真正有條件設立開發園區？假如沒條件而建立起這個園區，就可能產生一些假的高新技術企業。因為一般企業的稅率是33%，高新企業稅率僅為15%，這個誘惑力太大了。我在深圳做過一些調研，在深圳高科技園區里，根本沒有多少真正的高科技企業。在西北等地方大搞高新技術開發區，也不會有多大成效，園區過多的話可能會造成浪費。

　　仝捷：實際上，在眾多高科技產業園中，運行特別好、進入良性循環、真正形成高科技生態產業鏈、成為孵化器的并不多。什么原因呢？我認為這需要水到渠成。比如，浙江的柳市鎮曾經以偽劣商品而著名，但現在，全國95%以上的低壓電器都是柳市鎮生產的。他們的廠區里面形成了十幾個工廠，分工細致，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高科技產業園也應該對周邊有拉動作用，拉動周邊企業進入園區，形成產業群；而只有在產業鏈當中產生龍頭產品、龍頭企業，才能夠拉動周邊。比如在西部，綿陽的產業經濟好于成都，因為綿陽有長虹，長虹所有電器配套件可以帶動周邊，形成一條產業鏈的發展。

　　林智生：高新技術園區發展不力與政策導向不無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各地方省市的領導都有招商引資的任務，在這個大旗幟下搞科技園，往往為了使標志性企業進駐，允諾大量的優惠政策，但最后實際上大部分成為房地產項目。

　　知識產權不保護壟斷

　　主持人：對于中國來說，自主創新的理念，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安排，能夠在知識產權保護和企業創新方面做到平衡，既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同時又不損害其他企業的創造？

　　徐巖：世界銀行有一個指數叫國家創新指數，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要有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創新的環境，其中包括政府政策與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要保護已成為共識。產權保護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國內國外都涉及到這個問題。另外，通過轉讓專利賺取專利費恐怕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應該是如何把不同的專利捆綁，創造出新的價值。

　　鄭國漢：美國最近幾年開始對其專利制度有所反思，因為對專利保護過度可能妨礙創新。最近有人在美國國會發言，我比較認同這個看法，即美國近幾十年來，最大問題是濫發專利，有的專利本身在技術上沒有什么突破，只是兩項專利加起來，結果就可以拿到新專利。在美國這樣的例子不少，有些領域，各個層次角度的專利都被注冊，只要你進入該領域就肯定會侵犯其專利。在國外很多專利已變成一種地雷陣，技術的壁壘使他人不得使用，這涉及壟斷的問題。

　　徐巖：技術在變革，過去的法律也要進行改變。過去只要復制就算侵權，但現在人們用電腦時，首先要下載內容復制到電腦上，如果按照嚴格的說法，這就是一個侵權。所以法律也要與時俱進。現在香港正準備討論侵權的問題，要重新修改版權法。

　　崔冠杰：專利法是由國家科委起草制定的，當時立法有兩個看法，第一，專利法要保護發明人的創造，和其為社會帶來效益的權益。第二，專利法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促進知識的傳播。但是長期以來，保護談得多，沒有考慮到如何用專利法來促進技術的傳播、推廣和利用。

　　現在中國設立了知識產權法庭，而且執法隊伍越來越強，這是必須要做的，但是面臨的新問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再是一個傳播工具，而變成一種保護技術壁壘的工具。外國人現在都是先提出一個技術壁壘，從技術到專利，到標準，都要符合。最可怕的是標準，比如在中國加工的電器，所用的材料將來要回收，需要可降解的材料，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但很多企業根本達不到。現在全人類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產權應該怎么保護。

　　林智生：去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很多部委都探討一個問題，中國以前走過一段引進、消化吸收的過程，如果按照中國與WTO的承諾，我們的技術創新非常有問題，因為很多技術的源頭，比如生化技術、通訊產業，都是建立在國外技術基礎之上。這很容易觸及到人家的產權。

　　另外，還涉及到司法部門，包括知識產權局，它們的出發點是什么？是為國內企業服務還是為國外服務。很多外國公司發現中國企業生產類似產品就起訴侵權，如果按照WTO的規則解決的話，那么很多中國企業都難以生產。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官司拖長，等三五年之后，產品過時了，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鄭國漢：微軟和IBM以前就是用這種方法對付政府，美國的部門告他，他就出錢打官司，拖到五六年，等有結果的時候，那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崔冠杰：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是落后的，保護了不該保護的東西，比如說微軟的價格歧視。微軟同樣的產品，在中國賣得比在美國貴，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就是變相的侵略。

　　實際上微軟對中國的影響不是對消費，是對IT制造業的殺傷力。它無形當中形成行業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標準來匹配。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學會了玩國際游戲，保護就要保護正當的東西，對不正當的保護，就可以用反壟斷法制裁它，約束它。

　　制度？技術？

　　主持人：美國高新技術產業最先在兩個地區發展起來：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地區和硅谷地區。到1980年代后期，128號公路地區的高新技術企業開始走下坡路，硅谷地區卻方興未艾，不斷走向新的高漲。這給我們什么啟示？有哪些經驗可以吸取？

　　崔冠杰：美國高科技園區成功的經驗總結為一句話，就是“產業跟著人才走，資本圍著人才轉”。美國硅谷的經驗很簡單，只要把人才吸引來，產業就不成問題。硅谷最典型的是有一種創業文化，而在128公路看不到硅谷那種有生命活力的感受。硅谷很多小公司并不是搞產業化，而是把技術研發出來先轉讓，看一看值多少錢，再形成一種產業。

　　鄭國漢：在美國有一本書叫做《區域化的優勢》，主要分析這兩個區域不同的發展結果，結論就是商業模式的問題。早期計算機技術，比如IBM，最初的產品從頭到尾全部由自己生產，但是為了快速奪取市場，IBM引進了因特爾為自己開發芯片，引進微軟給它支持。產業鏈便因此形成。因為總是有幾個環節人家比你好，所以自己做一條龍是肯定行不通的。很多在128公路的企業，就是早期傳統的結構，而硅谷是新興的，實現了國際化分工。

　　崔冠杰：有說法是“研發在硅谷，制造在世界”。

　　林智生：我的體會是，128公路與硅谷兩個基地，一個是政府搭建的平臺，傳統模式，一條龍什么都管；另一個是市場形成的，是技術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平臺。

　　鄭國漢：我想講一點，硅谷是比較自然形成，后發國家不見得也能夠自發形成，往往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動，比如臺灣新竹就是人為的。

　　徐巖：我覺得重要的因素一個是人才，一個是資本。在知識社會上，人本身就是創新的中心。現在看企業的報表，人通常被作為成本來看，其實不對，人是一種財富，怎樣更好發揮其價值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國內有一個不太健康的現象就是很多“海歸”回來變成“海待”，應該改一改，變成“海帶”比較好，“紐帶”的“帶”，讓他們把中國的產業和國外的產業連接起來。

　　講到資本問題，中國的863計劃，投入的錢是政府的。而美國不一樣，一般都是風險基金，其特點是明確了委托人與代理人的關系，投資者對于技術開發可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在政府投資的情況下，由于沒有具體的委托人，對于各級管理和開發部門等代理人們進行有效監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長期以來，我國把技術創新的重點放在國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知名大學周圍都有一些大學產業園，但是高校和研究機構所辦的高新企業卻很糟糕，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是高校辦高新企業這種模式根本就行不通，還是國家在高校創新機制上存在某些紕漏，而使高校的研發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徐巖：在創新體系里，大學是很重要的一環，但大學的作用應該是為創新體系提供人才。現在國內大學的很多研究項目，在海外來看只是一些咨詢項目，是一般企業可以干的事。這種項目對大學來說，可能很好地解決老師的收入問題，但是對于能否提高大學研究水平我持懷疑態度。如果老師的水平不能通過研究提高，那他培養出的學生水平如何提高是一個問題。我認為，大學可以辦高科技，但是要強調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因為學者們畢竟擅長的是關于技術的知識，而不是關于需求的知識。

　　鄭國漢：這里面牽涉到創業模式的問題。大學里的教授可以在科技方面給學生有所啟發，但學生學完之后，仍需要適應市場和學習公司運營。假如從頭到尾都是教授和學生，成功機會就不樂觀了。所以這需要風險基金、銀行等專業人才。在美國，學校不是創業的主流，只是很小一部分，在真正創業階段，除了商學院或工學院一些教授，大學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仝捷：我認為，大學研發機構進行高新技術成果的研發，它對市場客戶的了解不如業內人士多，可能它花了大力氣研究出的成果，離市場和客戶需求有一定的距離。

　　比如，原來機械工業部按照當時機械制約工業發展的問題，培育了“三大三小”研究所，大的有北京機床研究所，小的有蘭電和南京微電機廠，但最后都沒有走出來。因為這些院所遠離市場，它們課題完成、項目一交差，就表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并沒有對整個成果商品化進行思考。所以過去談的產、學、研，必須是研究-成果-產品-最終市場，才能稱為真正的高科技產品，對自主研發產品的檢驗最終還要落腳到使用客戶上。

　　林智生：大學的功能就是基礎研究，解決的是產業鏈中重大的科技問題，產業化不是其任務。產、學、研這個模式國務院是肯定的，這條路是要走下去的。

　　鄭國漢：政府對大學產業化抱有希望是不切實際的，大學的責任在于訓練人才、進行基礎研究。因為大學沒有整合能力，所以我們看到世界上主要的生產技術集中在大企業里，而不在大學，也不在政府的實驗室里面。

　　主持人：制度重于技術，是幾年前吳敬璉有關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觀點。那么，怎樣的制度才能起到激勵創新的作用？

　　林智生：中國走過20年技術創新的道路，很多制度上的東西是很好的，但是實施的過程中往往受人為因素影響，并未收到好的效果。比如，進口的設備享有免稅制度，這與保護民族工業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國內生產的很好設備，因為不享受退稅，極大殺傷了技術創新體系中民族品牌的國內市場。包括對高科技人員的調節稅，如何來管？有的地方是內部審視，先征后退，但是政府沒有明確規定。

　　鄭國漢：現在中國企業繳稅比外資企業要高，我覺得很不合理，影響了國內高新企業的競爭力，應該取消。甚至對這些高新企業，政府應該給予財稅優惠，同時盡量避免尋租行為。

　　徐巖：我認為更重要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企業發展戰略的創新。當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車，完全依靠原有的技術，但是換了一個生產方式，從而帶動整個經濟模式的轉變和革命。現在中國每年的專利都在增加，但是有多少能轉換成生產力呢？關鍵還是文化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和思維創新。我門要防止出現創新經濟最后變成專利經濟的誤區。

　　崔冠杰：中國科技創新能不能變成產業？關鍵在于職業經理人隊伍的建設，這對整個創新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制約中國發展的不是科學家太少，而是了解市場的職業經理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