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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童大煥
張維迎新近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
這些言論引起新一輪輿論的“討伐”，緊接著是新一輪擁躉的反擊，幾日來公開撰文支持張維迎的有吳向宏《罵倒張維迎，改革問題就解決了？》(《南方都市報》)、鄧聿文《被誤讀的張維迎》(《東方早報》)、盛大林《我為張維迎辯護》(凱迪網)等。有人說，民眾對張維迎的誤讀，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只根據新聞報道來理解張維迎，對他的觀點沒有一個大致完整的了解；二是從理想的角度來看待改革，沒有看到改革必須腳踏實地。
我仔細研讀了張維迎為了“反擊”討伐而發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的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文章第一節，呼吁大家“學會理性思考”，但誠如薛涌所言：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開的。按他的說法，理性的思考“必須盡量超脫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須講公共理性”，然而看看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公共決策過程，哪個國家哪種制度會相信人能“超脫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張說“民眾可以發泄情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學者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情緒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民眾的情緒所俘虜。”言下之意，老百姓的聲音全是情緒發泄，讀書人才掌握真理。這才有后面的“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說。
在這里，我們必須重申這樣的常識：一個社會最大的理性，是承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任何個人都有伸張和維護自己權力和利益的本能和理性。我們常見的國外議會中的爭吵甚至斗毆，其實也是出于理性！憤怒本身有時也是一種理性！人為了最大限度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把平時被壓抑的聲音發出來，用一些貌似極端的手法表達出來，表面上看似非常“情緒化”，其實那也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任何人都有理性，理性絕不是那些“貌似精英”的專利！
“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事實上是張維迎精心設計的一個偽命題，今日中國，從來沒有誰對哪個沒有進入公共決策的學術觀點進行過投票。批評和評論是投票嗎？其自設命題的用意何在？更耐人尋味的是，張維迎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面臨著三個重要約束，其中之一就是知識約束，“既然沒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惟一的選擇了”。一邊說經濟改革受到嚴重的知識約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一邊又在那兒大言不慚地斥責別人的言論都是情緒，“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如此自相矛盾，實則為精英霸權。為什么公共財產和別人的私有財產你可以“亂摸”，別人就“摸”不得？
改革的真諦在哪里？改革的真諦在于在承認現有“既得利益”(嚴格說就是實際到手的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和平的手段，達成妥協，尋求更為公正公平的社會制度，達到多贏。張維迎絲毫不考慮對當下已造成既成事實的對老百姓的利益受損進行補償，卻對改革可能造成的官員未來利益損失耿耿于懷；張維迎既認為改革的三大約束是權力結構約束、意識形態約束、知識約束，卻不著眼于改造權力結構，相反主張采取對權力“補償”的贖買機制。這樣的鴕鳥政策，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果實？難道對干部進行補償了，權力的約束就自動消失？沒有談判和博弈，自己操刀給自己“補償”，談何“贖買”？張維迎很聰明，他說：“需要強調的是，對改革中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應該是一次性，而不應該是沒完沒了的，否則，新體制不可能形成。”可是新的權力結構沒有形成，改革的“權力約束”依然故我，張維迎教授打算用什么辦法保證這種“補償”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沒完沒了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民眾的民主參與，任何改革只會是死路一條。還是葉檀博士說得好：“沒有制衡力量的絕對權力導致的不僅有絕對的腐敗，還有對于利益的饕餮之胃。對付這樣的胃口，除了約束、約束，還是約束。對于權貴階層的強力約束是迫使他們退回自己領地的唯一辦法，否則，他們會圈走所有的草場。”中國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民眾和公共支出的那一份蛋糕的比例卻越來越小，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就在于此。
別看張維迎洋洋萬言，其實內里大量的邏輯混亂前后矛盾。張維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設下一個個邏輯的陷阱；許多自以為讀懂了張的支持者則是揣著糊涂裝明白，還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每個人都有言論的自由，但請先把邏輯理理清。沒有邏輯或者不講邏輯，雄文萬卷，也不過是強盜理論。張維迎走到今天，乃是因為其“對于權力階層以及民意的雙向綏靖，既使他喪失民意的支持，也使他喪失了學術的嚴肅性。有張維迎的支持者褒其一點不及其余，只能視為可悲的精神懈怠(葉檀)”。鄧聿文先生說：“任何事情都不像它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尤其對一個學者的思想而言。”我則想用魔鬼教官黃章晉先生在其個人博客上的“宣言”作為本文的結尾：“一個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顯著的標志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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