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改革趟進深水區 經濟學家使命告一段落

　　阿蒙

　　當前，對改革的議論頗多，對經濟學家的議論也不少。從這個現象看，大家把改革范疇也只是定位在一個狹義概念里。

　　眾所周知，改革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非經濟學家就能獨家駕御的。即便是經濟領域

的改革，也是與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息息相關的，需要方方面面的“學家”們參與。

　　參與不是駕御，因此我們在對經濟學家質疑的時候，應該更宏觀或高度地看看我們的改革已經行進到哪兒了。

　　在此，需要回顧一下歷史。

　　中國的改革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全會高度評價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大會，是中國改革開始的標志。由此，逐步成功地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

　　1980年，國務院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相繼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興辦經濟特區。1984年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準興建11個經濟技術開發區。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批準設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1987年10月，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初級階段理論，指出在這個階段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90年4月，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1992年，鄧小平視察了武漢、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路發表一系列的有關改革開放的重要談話，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應該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中國的改革主要圍繞“開放”和“市場”做文章，在引進外國的資金和技術、發展高科技產業、促進對外貿易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主要成就，可以概括為兩大方面：

　　一是，中國平穩地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軌，用自己的成功實踐，打破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理論教條，在歷史上首次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創新與發展道路，使國家面貌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

　　二是，用世界銀行專家研究報告說，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改革開放，讓中國經濟開始了一輪長達25年的快速增長。在這過程中，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中國的改革成為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行動，尤其對減少農村地區的絕對貧困人數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段時期的改革進程里，經濟學家可謂功不可沒，但對改革的駕御、設計以及實施主要是靠政府、政策及決策者運籌，中國改革的“政策市”特征尤其明顯。隨改革的深化和細化，改革所涉及的面或層逐級剝離，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日漸突出起來。與其同時，大眾傳媒的日新月異，經濟學家的社會影響顯得越來越大。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來，中國經濟改革在一步步逼近深水區，由于秉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經濟學家充當了中國精英的“發言人”角色。然而，在貧富分化日益突出、利益集團日漸成型的社會大拐點時刻，經濟學家能否獨善其身也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更需指出的是，中國改革當前所面對問題，已不是什么經濟或理論問題了，不光是因為中國改革自改革始就沒什么理論指導，而且還在于中國改革內容的唯經濟特征已束縛了改革向更深一層邁進，以至部分經濟學家對一些改革問題也是前后自相矛盾、顧首顧不了尾。比如，由企業改革、房屋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等等引發出的問題一大堆，經濟學家所開的藥方不光不靈了、不管用，而且還受到廣泛的理論和道德置疑。一句話：改革趟進深水區，經濟學家頭上原先的光環在日漸暗淡。

　　其實，對此也不必過慮。

　　從中國改革進程看，剛剛過去的十余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經濟啟蒙”。就目前來說，經濟學家使命可謂告一段落了。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有史可鑒。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滿世界流行亞洲“小龍”“小虎”說。以筆者親身經歷，記得大學校園整天陶醉在斷代文學、朦朧詩、儒家文化的“時髦”里，學者、詩人、畫家、藝人只要開起講座，他們又不約而同地都鐘情所謂的“劣根”。劣根是何物也沒人講得清，思來想去好象就等同大漢民族或大陸人的性格習慣吧。每當收尾時，他們總要或表情凝重或慷慨激昂或聲淚俱下地向聽眾交代：同學們啊！我們和他們一樣是龍種龍子龍孫龍的傳人，為什么我們落伍了呢，是文化出了劣根，至今還沒找到癥結，這要靠我們幾代人去努力啊！由此得出，一個民族在躑躅不前、困頓無奈的時候總會情不自禁地走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追根溯源這么一個說法了。

　　說實在話。在那個年代，筆者還不知經濟學家為何物，文化學者、哲學家、小說家、詩人、科學家就是社會的精英和希望！在不聲不覺中——張賢亮的《男人是女人的一半》、謝晉的《牧馬人》和《芙蓉鎮》、戴厚英的《人啊人》、街頭巷尾的迪斯科和牛仔褲等等，幫助我們完成了文化啟蒙。

　　文化啟蒙之后，接踵而來的是“經濟啟蒙”。

　　星轉斗移，又一個十年又飛逝而去了。對中國來說，尤其是對中國的改革來講，經濟學家還不至于成為“古董”，但經濟學家使命已經告一段落，讓位“獨尊”應該是時候了！中國改革必須向更深處推進，必須跳出桎栲、打破狹隘，需要多個“大家”諸如法學家、政治家等積極參與、擔當重任，這樣才能安全趟過深水區，達到大眾所期望的理想彼岸！